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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夕春 | 肿瘤内科个体化用药的集大成者

更新时间:2024-04-09点击:2215

胡夕春

肿瘤内科个体化用药

的集大成者




人 物 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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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夕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教授,科主任,博士生导师,擅长治疗乳腺癌和恶性淋巴瘤,长期从事肿瘤诊断学(临床、检验)、肿瘤的化学治疗、和循证医学和肿瘤学的研究。被美国癌症研究基金会授予ICRE,已经发表论文34篇,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14篇,英文10篇,SCI收录8篇。


目前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专家指导小组专家,《临床肿瘤学杂志》编委,《中国肿瘤外科杂志》编委,《世界临床药物杂志》编委,《中国现代内科学杂志》常务编委。美国临床肿瘤学协会(ASCO)会员,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CSCO)的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会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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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笔记


“常有病人问我,化疗患者又伴随一些基础疾病,要吃大把大把的药,是不是都要吃,怎么吃。我是不主张用散弹枪的,能用精确的精悍的杀伤力强的武器,为什么不用?因为其他医生信心不足。所以我会说,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判定后,我可能说这几个药可以去掉了,这两个药只要吃半颗,我会给病人个体化用药。”


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任,主任医师胡夕春,擅长乳腺癌等肿瘤内科治疗、新药临床试验探索治疗所有晚期恶性肿瘤的药物。


有人说,这是个世界级的肿瘤内科医生,找到他,就是找到了寄托。作为一个老医生,“看着他们从只能活一个月,延长到一年两年,五年,甚至延续神话,我就极其满足。我们每一点医学进步,延长肿瘤患者的总生存,都是患者通过生命换来的,因此我们要感谢病人、善待病人。


作为一个科主任,管着两百号人的科室,在淋巴瘤,胸部肿瘤,胃肠肿瘤,乳腺肿瘤的化疗上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盛誉,他说,科室设立亚专科,一是专科设置的需要,二是病人分流的需要,“肿瘤内科不能什么都是强项,而病人也实在太多,因此我们在常规治疗肿瘤患者的同时,也设定了一些拳头项目,重点攻关的项目。”


他最喜欢琢磨药理,药性,机制,副作用,“为什么只能吃一颗,什么时候吃最好,多少剂量才是最合适的,吃了以后最明显的反应是什么,一小时后会怎样,三小时后会怎样,与其他药合用是增加疗效还是互相抑制,都要分析的清清楚楚。”他甚至会了解病人在服用的中药,明确告诉病人,哪些中药材是不宜使用的,“许多肿瘤病人会在化疗时或者化疗后服用中药,那就迫使你了解中药的成分和药理,要把最合适的中医药配伍告诉病人。”


他坦言,一个好的肿瘤内科医生,要具备鉴别诊断能力,“不能什么都依赖病理科,影像科,他们已经超负荷工作了,一旦有万分之一的走眼,对病人的治疗就可能南辕北辙。”而这过硬的鉴别诊断力,除了基础扎实,还要仔细观察,“最近一次查房,同样脚肿的3例患者,背后却是三种不同机制,我的学生在跟我查房时是最有收获的,十分过瘾,有点像唐蒙的足球解说,他们在我背后整理了我的查房问题,并起了个名字《胡教授查房三百问》,我十分感动,觉得应该编撰成书,《肿瘤科常见诊疗问题问答 - 胡夕春医生查房实录》,这里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而是凝聚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的五十年的功力。”


他有过在香港大学医学院四年博士的经历,他喜欢这个城市,而那段时间对他来说很幸福,没有太多的压力,如痴如醉汲取知识,如果有心事,他会到太平山顶坐一会,吹着夜风,看山下繁星点点,“我最终还是没有留在香港,我没有选择安逸,我要回来做医生,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业,只有杰出的人,优秀的人,肯努力的人才能够出头。”


我明白,他和我已经采访过的三百位医者一样,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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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医之路




胡夕春1983年参加高考,之所以报考医学院,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大家族,各行各业的子弟都有,偏偏少了一个医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似乎理所当然地高考志愿就填了医生,没有特别的想法,如今回想起来,幸好是做了医生。”


他被苏州医学院顺利录取,和医学亲密接触后,发现自己是喜欢医学的,学习变得积极主动。1980年代的大学校园读书风气很好,一方面是国家恢复高考没有多久,人们都加倍珍惜读书的机会,另一方面,能考上大学实在不易,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喜欢读书,一有时间就泡图书馆,和一般学生不一样,我的近视就是读大学那会看书落下的,当然也不是全无娱乐,当时中国女排五连冠,学校里也刮起排球风,也会和同学一起打排球。”


似乎有书读不够的感觉,大学毕业后,胡夕春继续考研——早在本科生的时候,他就对药物非常感兴趣,潜心研究过各种药物的机制,并不喜欢刀光剑影的手术台,因此,研究生考试,他顺其自然选择了内科。由于大学期间的努力,他成为了苏州医学院83级应届毕业生考研成功的3位同学之一,而且所学专业,是当时非常热门的临床医疗技能和培训专业。


1988年,胡夕春的研究生生涯从上海肿瘤医院开始,直到1991年毕业,从见到肿瘤的害怕,到如今的坦然自若,一晃28年过去了。他坦言,读书时候对肿瘤是心存恐惧的——化疗的药物是有毒的,放疗也是有放射性的,“似懂半懂的时候,是最恐惧的状态。”


1990年代,香港李嘉诚基金赞助大陆和香港医学界相互学习交流,给上海医科大学每年一个名额去香港,他被选中,当时赶上香港回归,去香港的手续繁琐,直到1998年3月才成行。这时候他已经是主治医生,接触肿瘤疾病已经10年。


在香港读了4年博士,前后在国外医学杂志上发表了7篇SCI论文,这在当时是一个令人称奇的数字。“因为我是一个临床医生,知道临床需要解决什么方面的问题,现在称‘转化医学’,因此发文章比较容易。”胡夕春说,讲了4年英语,也学了实验室的东西,“实验室系统知识对临床是很有帮助的。


回来后不仅对肿瘤的了解上了一个新台阶,在教学上也有很大帮助,以前只会看病,现在能用英语讲课。” 




2
深谙药物机制




胡夕春对药物的机理是痴迷的,他认为,每一种药能治病,都有它的道理。临床上各种抗肿瘤药的机制他都了如指掌,而且,哪怕是最常见的高血压药,别的医生知道这药可以降血压,开了处方,交代病人一天吃一粒就好了。但是他不行,忍不住把药理药性弄清楚——为什么吃这种药能治疗高血压,为什么吃一粒而不是两粒,“药理弄清,再去开处方就游刃有余了,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有上了年纪的病人,除了肿瘤还有高血压等毛病,会拿着一把药问:医生,我已经吃了好多药了,你帮我看看,这些药能不能一起吃,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有些医生一看就晕了,这个时候是考验内科医生的功底——两种药一起服用,有没有增加疗效,有没有产生毒性,A药有没有影响B药的疗效。有时候在门诊可能一下子判断不了,就回去查,查得多了,也就熟悉了,现在只要是常见的、经我开出去的药,机制都非常清楚。其实,用药像排兵布阵,不是人越多越好,而是精准布局,相互巧妙借力。”


有些医生喜欢开一大堆药,而他的原则是尽量少用——可用可不用的药坚决不用,有时候诊断很久,开出去只有一两种药。他解释说,其实药物在人体的作用是很复杂的,能把一两种药物的作用发挥恰到好处,远比一堆药中每种药发生一点作用好很多,况且,很多药是相互抗衡的。“药物代谢一般是肾脏代谢、肝脏代谢、再经胆道系统排出,药物混合在一起,医生会分不清药物作用,便无法从人体代谢上来考虑。”于是,他会直接从病人的药方上划掉几个药,不用吃这几个了,剩下的几个必须吃,坚持病人的个性化治疗,而不是同一种病就开同样的药,而能坚持这样做的前提是医生的自信。


许多肿瘤病人是中药西药一起上,所以,在开出西药同时,他也会询问病人是否服用中药,“同样一味中药,南方北方产地不同可能药性就会不一样,在配置西药的时候,这些也会考虑到。说实话,药物太多了,没有谁能把所有的药物都搞清楚,尽力而为,触类旁通,只有对药物多一分了解,临床经验多了,才能运用自如。”胡夕春说。




3
诊断为先




胡夕春坦言,做一个普通的内科医生不难,但是要做一个好的内科医生是很难的,一个好的内科医生,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用药物治疗,必须对每种开出去的药物明晰清楚,这首先需要诊断能力,其次是鉴别手段。

曾经有一个病人在一家三甲大医院治疗,一直按乳腺癌治,结果他检查后发现是卵巢癌。“医学上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不能说谁故意想把人治坏了,可一旦诊断错误,所有的治疗都是误入歧途,远走越远。”胡夕春给年轻医生反复讲了这个例子,他的思想是,一个医生不是光会开刀、会开化疗药就可以的,首先应该是个诊断医生——临床诊断,不光靠影像科检查,还要靠医生自己的辨别侦查。“临床医生应该告诉影像诊断科的同道,自己申请CT检查的目的,应该关注哪个具体解剖位置。病人说的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一定要培养医生的观察分析推理能力,不能全依赖机器分析。有个病人在其他医院看的,出现黄疸了,医院说去保肝,黄疸指数300多了,正常人只有20,病人是鼻咽癌的,误诊为鼻咽淋巴瘤,诊断错了,后面全错了。幸好这位患者的鼻咽癌还是早期,保肝成功后局部放疗就治愈了他的疾病。到目前为止,随访了十多年也没有复发。但绝大多数误诊的患者是不这么幸运的,救不回来的。我跟学生说,不要相信所谓名医开的处方,不要完全相信机器的诊断,一定要独立思考,多一份心,手下留的是一条命。”


在胡夕春看来,诊断一是经验,二是认真。“现在的医生可能太依赖诊断,影像科太忙了,国外的影像科医生一天出片子不超过100张,我们大医院工作量是外国的7倍,人不是机器,要犯错误的,是有一定比例误诊率的。比如做一个B超,淋巴肿瘤检查,影像医生会从头查到尾,查那么仔细吗?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这个时候,就需要主治医生告诉他,怀疑哪个部位的淋巴有问题,就重点做那个部位的筛查,这才有效率。”


现在,虽然他主攻乳腺癌,但是每一种肿瘤系统都能讲清。他的学生们最喜欢跟他查房,“比看厚厚的书管用,看书容易睡着,而在病人面前一边看着肿瘤症状一边讲课最生动,最容易教学。”


胡夕春的诊断是一绝。他说,并不是什么绝招,自己不过是一位较真的医生而已。有一个病人第一次查出来宫颈癌,手术后不久又发现一个肿瘤,所有人都认为是癌症转移了,这个病人也知道肿瘤转移意味着什么,极度绝望,跑来找胡夕春寻找最后的一根稻草,胡夕春检查后告诉病人,这不是肿瘤转移,而是另一个恶性肿瘤——既然不是转移,说明还有救,及时让病人做了手术,争取到了治愈的机会。


胡夕春查房极细,病人的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报告,任何一点都可以讲得头头是道。有一次查房,发现三个脚肿病人,他告诉学生,一样的病症背后的机制不一样,一个是注射升血小板针引起的药物性水肿,一个是放疗后的水肿,第三个是低白蛋白引起的水肿,“每一个机理都不同,一个好的内科医生必须要把病的源头找出来,而不是仅仅开具利尿药。”


“真心希望能把我的医疗经验告诉年轻的医生,纸上得来终觉浅,得知此事要躬行,学生跟着老师查房是很重要的环节,老师用心教,学生用心听,这才是查房的真谛。”


胡夕春说,从医三十年,没有特别反感的病人,就像社会上形形色色,病人也是如此,大多数时候,他没有在意病人的喜恶,而只是埋头医学,选择最佳方案。“如果自己的治疗有效果,病人自然信服。”他曾经碰到一位奇葩的患者,后腹膜肿瘤侵犯了大血管,胡夕春仔细询问了病史,做了体格检查,阅读了外院CT片——最后考虑到本院没有血管外科,在本院手术风险大,因此建议病人到更合适的医院去动手术。没有想到的是,患者家属要求退还挂号费,理由是没有进行任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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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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晔问

一位出色的内科医生,应该怎样了解药物的副作用呢?
胡夕春

需要时间。以前病人住院时间长,从一两个月到一两年的病人都有,查房的时候教授要讲一个病的病因、诊断、CT表现、治疗进展等,一个病人医生讲个半年,下级医生耳熟能详,对同类病情肯定清楚了。现在的病人,可能住院一周都算长的,有时候没查几次房,病人已经全部换了一批,病人太多了,来得快走得快,内科医生整体忙着写病史,没有时间去详细观察病人,而外科医生也忙,晚上9点钟还在开刀。这种节奏让现在的医生少有机会观察药物的副作用表现。

而肿瘤的治疗是有一个过程的,一般要六个周期,三周一次,在四个半月里观察一种药物对肿瘤的作用,看着肿瘤慢慢萎缩,肿块变小,而副作用也会跟着发作——有的药物副作用是时间长才会出现,有的是一天就出现。一个好的内科医生要了解,一种药用上去之后,前两个周会出现什么情况,一个月里会出现什么情况,三个月内是什么情况,三个月后会怎样,一年内会怎样,一年后会怎样,比如对肺的毒性、对心脏的毒性三个月出来了,对肝肾、血小板的毒性一两个星期出来了,这些都要仔细观察才会知道的,现在有些医生第一个疗程过后,没有观察病人出现的那些细微的情况,第二个疗程直接就用上去了,而这些细微的情况往往是至关重要的。

有些肿瘤内科医生,对治疗方案的药物不良反应缺乏了解,导致过度使用辅助治疗药物,或为了安全而减少化疗药物剂量。尤其后者较为普遍,而药物剂量不足直接影响到疗效(根据循征医学的证据,增加药物的剂量不一定能够提高疗效,但是减量一定会减效)。我整理了国内外各种肿瘤常用治疗方案药物不良反应的资料,并就其不良反应分别予以述评,提出减少不良反应的预防性措施,2009年出版了《肿瘤内科方案的药物不良反应及对策》。目前在市场上抗肿瘤药物治疗的书籍分为两种,一种是新进展,另外一种是不断更新的药物说明书,在实际临床工作中,不可能使用单药去治疗恶性肿瘤患者,而是要用方案、联合方案,但这方面的书籍却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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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您在香港的四年生活好吗?
胡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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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年挺幸福的,压力小,住在香港大学附近,对香港的大街小巷是有感情的。好多人在香港拿了博士后去了美国,我还是喜欢做临床医生,所以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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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开始以乳腺癌治疗为主的?
胡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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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从香港回来之后,医院强调专科发展,因为知识更新太快,一个医生退休三年就没办法看病了,就拿NCCN指南为例吧,乳腺癌知识点已经更新了9次了,而且病人太多,所以要选择几个重点突破的肿瘤种类,顺着这个发展趋势,我选择了乳腺癌方向,我们医院的乳腺、肠胃、淋巴在全国属于领先,从病人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对江浙一带都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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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病人有时候会乱吃药,遇到过吗?
胡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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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病人会自己找出一种药让医生开方,我们不能迁就他,如果病人强制要这样,我就会说,你在病历上写下来,患者要求用这个药,往往这时候,病人反倒退缩了——因为患者的医药费毕竟是要自己付出的,虽然医生只是提一个建议,但一定是为了患者好,如果是我认为一定不能用的药,无论如何也不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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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段时间比较幸福?
胡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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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这个行业很辛苦,现在发展太快,以前成为一个老医生,比如做到教授,就可以舒舒服服享受生活了,现在不行,要不断学习,要带学生,要搞科研。我们的孩子都不愿意做医生,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要不停学习,白天忙工作,晚上忙看书,周末忙着学术会议,太辛苦,没有时间享受生活。特别是遇到申请大课题的时候,我甚至连家都不回了。幸福的时候不多,辛苦的时候很多,实在要说幸福的话,大概看到自己的治疗有效果,比如看到一个瘫痪的患者经过治疗后能走到我的门诊来看病,这个时候还是蛮幸福的,蛮有成就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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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悔做医生吗?
胡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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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不上后不后悔,已经在这个点上了,只能带着团队往前走。作为一个全国知名的肿瘤医院的医生,我觉得有责任和有义务把中国的恶性肿瘤的药物治疗水平提上去,至少达到亚洲一流,最好是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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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肿瘤科医生,您如何看待生死?
胡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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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是最大的事情了,我们发表的文章,科研成果,研制出的药物都建立在病人的生死上,外科医生、内科医生的许多成就,都需要看总生存率的提高,其实就是活的病人多了,活得长了。所以,医者应该感谢病人,必须心怀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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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教学上有什么特点?
胡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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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持启发式查房。我跟学生说,不懂就问我,我会讲为什么这么处理,而不是书上的几个方案——我也会鼓励学生大胆说出自己的看法,说错不要紧,关键是要认真思考,现在说错了,总比将来自己独立面对病人时犯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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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觉得医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胡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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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肿瘤科医生来说,四个字:仁心仁术。




采访/晔问仁医  编辑/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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