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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真 | 从无到有,开创中国核医学事业

更新时间:2024-01-09点击: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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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人物:王世真 


王世真(1916—2016),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化学家、核医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核医学事业的创始人。他在甲状腺素的研究中开拓了结构和功能关系的研究新领域,在国内合成扑疟母星;研究、合成并生产了多种标记化合物。他在实验核医学与临床核医学的结合方面的研究,如放射免疫显像、稳核素的临床应用等,提高了对某些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的效果,推动了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发展。2016年5月27日16时16分,王世真去世,享年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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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科学的殿堂,有一位被誉为“中国核医学之父”的不朽巨匠。


他常说:“科学的发现,只能争取世界第一。”


他的名字被铭刻在中国核医学的发展之路上,他的每一步都沉稳而坚定。几十年来,他如同春风一般吹拂过医学科技的土壤,让中国核医学的土地上长出了一朵朵新芽。


在他的手中,核医学不再是冰冷的科技,而是充满生命力的艺术。著作丰厚、成果累累,他如同一位艺术家在历史的画布上,以科学为笔,以研究为墨,绘出了一幅又一幅令时代惊叹的画卷。


王世真,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化学家、核医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几十年来,在国际和国内,王世真用自己的生命和智慧,开辟了核医学发展的新篇章,他推动研究,引领应用,是时代闪耀的楷模。


01 时代风云中的核医人

在20世纪初的东亚,随着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中国诞生了一批志在救国的留学生,其中就包括王世真的父亲——王孝缃。他早年留学日本,曾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参加远东医学大会,同时,他积极投身于复兴中华的政治活动中。


1916年3月7日,这位爱国留学生的儿子出生在了日本千叶县,他为孩子取名——王世真。


而孩子的母亲林剑言,是一位果敢、坚强的中国女性,作为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曾孙女,她的肩上担负了更多时代的责任和对未来中国的思考。


母亲林剑言对儿子的影响是巨大的,也从早年就塑造了他的人生道路和价值观。作为一位新时代的女性,她用对儿子的爱、自己的人生态度和爱国情怀影响着孩子。她对新中国充满感情与希望,将这份爱国之情传递给了王世真,成为他人生中最珍贵的礼物。


20世纪初的中国,每一个家庭都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王世真的家庭也不例外。


在王世真两岁时,清政府刚刚倒台不久,他随母亲林剑言回到福州,那时的中国,危机四伏,摇摇欲坠。在福州的街头巷尾,人们经常能感受到传统中国与当时世界的冲突、融合、碰撞。


当时,读书立学,也许是那个年代年轻人救国的最好路径,王世真也不例外,他在福州和南京完成了小学和中学的教育。中学毕业后,天资聪慧,成绩优异的他考入了清华大学化学系。


1938年,这位年轻人从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获得了理学士学位。清华大学作为中国当时的最高学府之一,为王世真提供了学术研究和思想交流的平台。在那里,王世真受到了数位杰出教授的指导,其中尤以化学家袁翰青教授的影响最深。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很多名人大家把目光投向了西南。


在袁翰青教授的推荐下,王世真远赴贵阳,成为贵阳医学院的一名青年科研工作者。


当时,战争的硝烟渐渐笼罩了天空,抗日战争的火焰蔓延到了每个中国人的心中。王世真并没有置身事外,他将自己的专长投入到战争中最需要的领域——医药。


抗战期间,王世真首次成功研制出了抗疟新药“扑疟母星”和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封”,成为抗战胜利不可或缺的后方支持力量。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王世真在药学领域的研究,获得了国内和国际的认可。


1946年,为了进一步在化学和医药领域探索,王世真踏上美国的土地,首先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药理,半年后他进入美国爱荷华大学深造。


在美国留学期间,王世真学习了当时最前沿的化学知识,并对核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经过两年勤奋学习和研究,他先后在1948年和1949年从爱荷华大学获得了化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在科研领域的杰出表现,使得他得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放射性研究所担任副研究员、研究员等职务,这也开启了他新的科学征途。


当王世真获得美国爱荷华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在放射性研究所担任副研究员时,他已在医学应用原子能的领域中展示出不凡的才华。在爱荷华大学放射性研究所,王世真用核素示踪方法,成功标记了碳-14甲状腺素和碳-14门冬氨酸,其合成方法至今收藏在美国的国家档案局。


王世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放射性药物研究中,这也为日后他成长为核医学专家打下了基础。


当时,正值原子能在医学中的应用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的时期,他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专注于放射性同位素示踪研究及标记化合物的制备工作。这一时期,他的学术成绩令人瞩目,不仅在美国得到同行、学界的赞誉,也受到了全美化学学会和全美科学学会的认可,被选为荣誉会员,这为他日后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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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新中国核医学事业的奠基者

1950年代是世界科技大爆发的年代,而人才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基础。当时,中国在原子能医学应用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王世真意识到他的专长和热情能对祖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951年,新中国成立初,王世真思归心切,他决定放弃美国的优越条件。


回国前,他告诉实验室主任:“中国需要我回国。我在这里,只等于‘N+1’,就是许多教授里多我一个,多出几篇论文而已。我要回国,我的祖国更需要我。”


随后,王世真便携家带口回到了新中国,进入中国协和医学院任职。


从美国回国后不久,王世真又在中国首次合成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封,使肺结核在中国从此不再意味着死亡。直到现在,雷米封仍然是中国治疗肺结核的首选药之一。


随后晋升为副教授,于1956年成为中国协和医学院教授,并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核医学中心和放射医学研究所担任领导职务。


建国初的几年,王世真默默推动着国内核医学的发展。1956年,我国颁布了为期12年的科学远景发展规划,其中将同位素在医学中的应用确定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一,并由王世真亲自制定了该项目的实施计划。


同时,王世真在总后卫生部的领导和支持下,筹办了我国第一个同位素仪器训练班及同位素应用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国内的同位素技术专业人才,奠定了我国同位素医学应用的基础。


王世真的演讲水平很高,培训前总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并常常备课到深夜。他在学术报告中展现出丰富的语言表达技巧,不论面对何种场合和听众,总是用心让每个人听得明白、学有所获。在学术会议上,他以专业、深入的口吻发表演讲,展现出扎实的学术功底。而在一些科普性的场合,他则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不熟悉该领域的听众也能领略其讲解的精髓。他认为,想要让别人理解,首先得自己理解清楚,不理解的就不讲,没有完全领会的就不说。


此外,王世真当时在国际核医学领域中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国际上早期合成放射性标记物的先驱之一。他亲手合成了中国第一批标记化合物,对提升国内核医学水平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0年代,他开创性地研制出了6-碘代胆固醇,用于肾上腺皮质显像,为核医学在临床诊断中的应用开辟了新途径,此外,他合成了15N标记甘氨酸,并开发了利用气相层析—质谱—计算机(GC-MS)联合技术进行生物样品中稳定核素定量的方法,以研究人体内的蛋白质代谢,促进了生物医学研究的进展。


1968年,由于“文革”的时代原因,王世真被下放到江西干校劳动。


在江西干校期间,王世真母亲快要迎来80岁生日时,身处江西干校与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王世真写了一封长信给母亲,告诉母亲自己无法前来探望。当时,母亲病情十分危急,半身已经瘫痪。在病床上,母亲口述了一首诗《八十留言》:“秋风袅袅气常清,秋月高高别有情;八十年间看万变,酬将妙句饯余生。”王世真收到信后,随即写信告诉妹妹:“母便归去儿莫痛,依然留取是丹心。”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这首诗中“对时间、自然和生命的感悟,积极乐观的情感”给了王世真无尽的力量,让他熬过了这段非常时期。


1973年,王世真再次被卫生部委以重任,举办了全国同位素技术学习班,使我国经历多年停顿的原子核医学再次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他主编的著作《同位素技术及其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是当时国内介绍原子核医学进展的重要文献,对推动国内核医学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王世真还积极参与制定全国科研发展规划,为国家原子核医学学科的发展出谋划策。


1978年起,王世真被聘为卫生部科委常委兼原子医学与放射医学专题委员会主任委员,也在此期间筹备成立中国核医学会,并作为《中华核医学杂志》的创办人,助推了国内同行对核医学的深入了解与研究。


同年,王世真前妻逝世,两年之后,他与同行周前教授结婚。


1980年,王世真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这是对他为国家核医学事业所付出的辛勤努力和卓越贡献的肯定。他在核医学领域的深厚知识和丰富经验,使他成为同侪中的佼佼者。


1980年代,王世真回归祖国后已有三十年,他以实验室工作为中心,发掘核医学的潜能,深耕科研之土。实验室在他的领导之下,合成了逾百种同位素标记物,这些成果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备受瞩目,有三项尤其辉煌,获得了一级成果的殊荣。这不仅推动了国家核医学研究的边界,更让中国的科技实力在国际上得以显现。


王世真的杰出工作涉及广泛的科研主题,包括液体内烁测量技术、放射免疫分析技术、医用活化分析技术和稳定核素医学应用等。在他的指导和领导下,为国家建立并推广了这些核心技术,对提升中国在核医学领域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世真在甲状腺激素示踪研究方面的工作尤为深入。在此领域,他和他的团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包括甲状腺激素及其代谢物的标记研究,甲状腺素类似物的合成与生物活性研究,以及对甲状腺激素生物合成过程的深入探索。这些研究不仅加深了科学界对甲状腺激素作用的理解,还极大推动了核素示踪技术在我国医学领域的发展。


此外,他与其他科学家的合作也完成了多篇高影响力的科研论文。这些论文涵盖了从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到其在生理和病理状态下的影响,以及相关药物对其代谢的作用等诸多方面。


这一时期的代表论文包括:《甲状腺激素的生物合成1,酪氨酸转变为甲状腺激素的途径》(与刘秀明等合作),《甲状腺激素的生物合成Ⅱ,碘化过程的研究》(与姚楚铮合作)、《甲状腺激素的生物合成Ⅲ、硫尿嘧啶作用的环节》(与刘秀明合作)、《3’5’-131I甲状腺素及3'-11I三碘甲腺原氨酸的制备》(与张秀文、田淑洁合作)、《甲状腺激素对胆固醇代谢的调节作用I,用氚标记胆固醇探讨甲状腺激素降低血清胆固醇含量的机制》(与夏宗勤合作)、《甲状腺激素和胆固醇反馈机制的关系》(与夏宗勤合作)、《地塞米松对甲状腺激素代谢的影响》(与杨守礼等合作)。


通过对这些领域的详细研究,王世真为医学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见解,同时也促进了国内外在核医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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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年过花甲,鞠躬尽瘁

1980年代年逾花甲的王世真,并没有停止科研和学术活动,他的影响力也远远超出了国界。1980年,他受邀参加美国核医学会年会,不仅标志王世真个人的成就得到认可,更为中国核医学界与世界的交流建立了桥梁。


两年后,他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第三届世界核医学大会,他主持了体外放射分析分组会的讨论,这表明了中国在此领域的国际地位。


与此同时,王世真在推动省市级核医学科研、教育和应用工作的发展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的努力使这一新兴领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快速发展。


1985年,王世真在国际核医学及核技术医学应用会议上作为主持嘉宾之一,并在该会议以及第二届国际同位素标记化合物合成及应用会议上发表演讲,他介绍了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进展和现状,展示了中国在国际核医学界中的积极国际形象。


1987年,他在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中作了报告,他向国际学界和社会证明了中国核医学的发展和规划是成熟的、长远的、负责任的。


王世真对新技术的前瞻性思维,不仅促进核医学的发展,更是加速中国医学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


1990年,王世真为中国核医学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他首创国内的13C—脂质酸和13C、14C双标记呼气实验、13C—尿素呼气实验,为诊断胃幽门螺旋杆菌(HP)提供了新的方法。他领导的实验室亦成功研发多种新型放射性核素显像剂和临床试剂盒。


众所周知,中国的胃幽门螺旋杆菌发病率很高,这项新技术在后来的不断推广中造福了亿万中国普通群众,并诞生一批医疗产业公司。


1998年,王世真成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同年,他带领19名院士在北京协和医院倡导并成功建立中国第一个政府资助的PET中心,这一新的PET中心不仅代表了国家在医学科研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在这一高端医疗技术领域的发展和雄心。


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王世真成功完成了奥曲肽的合成,打破了荷兰对这一试剂的独家垄断。现在该剂在国内的应用已经很广泛,许多肿瘤诊断都要靠它。


2007年,王世真凭借对核医学和分子影像学的深远见解,成功促成北京协和医院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PET/CT仪以及小动物用的microPET系统。他深知分子影像学作为未来医疗诊断和治疗的关键技术,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对于新技术的引进不仅提高了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能力,而且为临床诊断和疾病治疗提供了更为精确的手段,对推动分子影像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在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王世真的成就备受瞩目。他不仅亲自管理重要科学项目,也撰写和主编了大量与核医学相关的重要学术书籍和词典,如《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核医学分册》和《英汉核医学词典》等,而且他还致力于《核技术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丛书的编写工作,这些都无疑提升了中国核医学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声誉。


而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他通过教授学生传授知识、培养新一代医学家的责任感同样令人敬佩。王世真在他从事核医学研究的几十年中,培养了大量的博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其中包括了许多成就杰出的科学家,如,陈智周、范振符、姜国辉等,这些学生在国内外核医学界也都有着很高的声誉。


王世真不仅提升了核医学的理论与实践,也在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的进步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从核素标记物的创新合成到培养新一代的科研人才,王世真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对提升中国在世界的科学地位作出了意义深远的工作。


2016年5月27日,王世真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家属将其遗体捐献,王世真成为北京协和医院第1230位遗体捐献者。


王世真的一生可谓富有传奇色彩,为科研界留下了不朽的贡献。他治学严谨、勤奋博学,谦虚谨慎的品格也被后人所敬仰。他对科研精神的坚持、对医学知识的追求以及他无私奉献、勇于开拓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来者。


他的名字和成果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医学与核医学领域中长存,继续激励着核医学领域的年轻人,不断追求科学真理和人类健康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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