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王季午出生于苏州一户书香门第人家。

父亲虽仅获科举秀才的头衔，但却熟读诗书，通晓中外。当时，父亲意识到旧中国和国外的差距很大，振兴中华必须学习西方。于是，他决定让自己的孩子们进入“洋学堂”学习。

在家中四兄弟之中，王季午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聪颖天赋，学习成绩优异。在教会学校中，王季午的学识得到了系统、全面、广泛地培养，为其后续的医学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国内医疗条件较差，也并没有建立现代医学体系。在王季午年少时，母亲因遭受了伤寒，不幸被夺走生命，而他的姨母因肺结核病逝；王季午自己也屡次遭受疟疾的折磨。

少年的王季午时常会路过位于上海西藏路的时疫医院。他看见医院里无数病患在生与死的界限上挣扎的场景，这在他心中烙下深深的痕迹。与此同时，他在家乡看到很多血吸虫病患者患病时的惨状。

这些痛苦的体验和回忆，让这位少年有时会感到一点恍惚。渐渐地，“当医生”的梦想在他心中悄然生根。他觉得，如果自己能治疗疾病、帮助身边的人，那将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1926年，年仅十八岁的王季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苏州东吴大学的医学预科。这是他医学生涯的另一个起点，开启了他在医学领域深耕细作的旅程。东吴大学医学预科的课程艰深繁重，在当时享有盛誉，所涉科目覆盖了医学的方方面面，这对于王季午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王季午勤勤恳恳地努力学习、钻研，对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学科尤有兴趣，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除了课本知识外，他常常能在老师课堂讲授和实践中敏锐地捕捉医学的辩证精髓。作为一名在医学海洋里勇往直前的新青年，他用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本该4年完成的医学预科学业，并以过硬的专业知识和不懈的学习精神，考入了国内顶尖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并从东吴大学取得了理学学士学位。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王季午每天把自己浸泡在医学的海洋里，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和病房之间，他尤其专注病案研究和临床实操。

1934年，王季午荣获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助教、讲师，正式开始了其医学从业生涯。

当时，中国的传染病问题非常严峻，而王季午对于黑热病的研究也尤为深入。面对黑热病的治疗和诊断难题，王季午取得了很多创新和突破。他通过动物和临床实验，发现并验证了几种可以治疗黑热病的新药，如新斯锑波霜等。

他还观察到了黑热病的病原体——“利杜体”在人体内的分布特征。这让他创新性地利用通过穿刺周围肿大淋巴结获取巨噬细胞来监测患者病情。在既定诊断方法外，他为黑热病的确定提供了一种新的、简便的诊断依据。这一方法的提出，大大减少了疾病诊断的危险性和复杂性，使得黑热病的鉴别变得更加容易。

那时，王季午对黑热病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医学期刊上屡获发表，为学术界所瞩目。后来，他在美国实验生物学和医学协会公报上发表了很多论文，如，《新斯锑波霜和实验性中国地鼠黑热病》、《液斯锑波霜和脲斯锑波明治疗中国地鼠黑热病》、《近期治愈的杜氏利什曼原虫感染的地鼠对犬利什曼原虫的免疫性》等。

这些论文在当时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也对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价值，在国内外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他的研究成果被哈佛大学的美国同行誉为“Kala-azarman”（意为在黑热病研究中取得成就的人），以此肯定他的杰出工作。

除了研究黑热病，王季午还对疟疾、斑疹伤寒、白喉等疾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这些传染病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他的学术影响力和贡献。为了攻克各种疾病难题，他通过不懈地努力和深入实践进一步提升了相关医学的治疗水平，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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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王季午事业的转折点。

在罗氏基金会的支持下，他获得宝贵机会前往美国新奥尔良的杜兰大学，追随原协和医学院教授C.E.Faust专修热带病学。在杜兰大学，王季午以其出众的学业成绩和卓越的医疗技术受到广泛认可，他所获得的“名誉讲师”称号标志着他在学术和专业领域内的高度成就。

1941年，王季午因在专业上的造诣被美国热带病学会所认可，并正式成为会员。在美国的一年，他不仅限于学术研究，更深入考察了诸如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知名医学院校及其相关的热带病研究机构。此外，王季午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胡佛基金会鼠疫研究所专注研究蚤类的生活史，这些经历拓展了他的研究视野，为医学教育和科研动态奠定了坚实的国际背景。

不久后，王季午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和考察，回到祖国。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北京协和医学院也被迫停办，西南成为中国的大后方。在严峻历史环境下，王季午选择前往贵阳医学院担任新职务——内科副教授、教授，以及教务主任、附属医院院长，甚至曾在危机关头担任医学院代理院长。面对贵阳医学院设备简陋、条件艰苦的现实，王季午表现出其卓越的治学态度和领导力，为医学院赢得了“小协和”的美誉。

在贵阳医学附属医院工作期间，王季午老师与学生们朝夕相处，工作与生活融为一体，把工作、生活、娱乐无缝连接。当时医学院非常重视“医师节”，时常还会举办庆祝舞会，甚至邀请了乐队来伴奏，常常气氛热烈、场面活跃，在贵阳的医疗界掀起了颇为热闹的氛围。据王季午的学生回忆，他特别喜欢 “拷红一曲”。

在国难当头的几年里，贵阳医学院的发展却是生机勃勃、学风严谨、医教融合。医学院上下级之间、师生之间的情谊深厚，宛如一家人。王季午的治学严谨不但传承了协和的教育理念，更为学校未来培养出色的医学人才奠定了基石。

随着抗战胜利，国家教育体系开始恢复和重建，高等教育领域再次充满了蓬勃发展的活力。当时，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教授意识到医学教育的重要性，考虑到王季午在贵阳的成功经验。竺可桢教授特别邀请王季午到杭州筹建浙江医学院，并聘请他担任医学院院长及附属医院的院长。竺可桢、李宗恩和王季午决心将浙江医学院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医学院，这一理念也成为了随后浙江医学院不断追求的目标。

王季午非常重视教学质量的提高，对新生的录取也十分严格，宁缺勿滥。刚成立的浙江医学院学制被定为七年，学生入学后立即开始接受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英语等基础课程的强化训练，采用学分制，并倡导自主学习和独立探究，学生还可以跨院系选修课程。

鉴于师资是医学教育的核心，王季午精心选聘了一群国内著名的教授，他们扎实的治学能力，出色的讲课技巧，让浙江医学院在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课程设置方面广受赞誉。在他的领导下，浙江医学院很快便获得了极高的国内声誉，并以广阔的思维视野、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严谨的学风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