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4-07点击: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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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人物:于光元
于光元 (1899~1991),男,山东省烟台市人,我国著名皮肤性病学专家、一级教授,我国皮肤性病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人物经历1921年毕业于奉天医科大学,1925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奉天医科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成都三大学联合医院、兰州大学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中美医院、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同济医科大学。历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湖北省政协委员,上海市皮肤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皮肤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湖北分会理事、湖北省及武汉市皮肤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皮肤科杂志》副主编等要职。
第一印象
“他,犹如一座历经风雨却依然坚不可摧的灯塔,引领着皮肤病人穿越专业知识的汪洋大海,抵达治愈的彼岸。
他的一生,从未停止与时间的赛跑。他,言传身教,如同夏日的烈阳,激发着无限的热情。而他的成绩,就像秋天的硕果,沉甸甸地承载着金色的时代。
于光元,中国皮肤病学泰斗、一级教授,我国皮肤病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
他人生的旅途,就像一部史诗,叙述着一位皮肤病专家的坚持和执着。他用一生的坚持和努力,造就了一位位明日之星,激励着每一位仰望星空的追梦人。”
01 行医 救国
于光元, 1898年11月18日降生于风景秀丽的海滨城市山东烟台,他的父亲是一位普通职员,温馨的家庭让他的童年平凡而温馨。儿时,尽管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但父亲对儿子的教育从未懈怠。少年聪慧的于光元从小成绩优异,这也成为他未来成绩的基石。
在跨入20世纪的东方,当时的世界正处于社会动荡与文化碰撞下。
尽管家境一般,于光元深受家人鼓励,于1921年考入奉天医科大学。在这座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学府中,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获得医学学士学位。
奉天医科大学,即今日辽宁医学院,是一所在中国东北享有盛名的学校。在那里,他不仅深化了自己医学的知识,而且因其出色的成绩留校任教,这也开启了他医学执业之旅。
但,于光元的求知欲望并未就此止步。
1923年,他靠着自己对学科的深刻见解,获得了学界的认可,得到了奔赴远在欧洲的英国求学的机会。当时,他进入了世界知名的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在那里,他专攻药理学,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对其他临床领域的探索和钻研,尤其是在皮肤性病科领域。那时,他专注研究花柳病,这是一种当时严重影响人们生活的性传播疾病。
于光元不仅耕耘于药理学的领域,同时,也拓展了自己的学术视野,最终他的勤奋和才智得到了回报,顺利获得了双学科的博士学位,这在当时无疑是一项杰出的成就。
在英国学习期间,于光元有幸得到了世界著名的药理学家—柯希尼教授和伊博恩教授的指导。在这两位学界巨擘的影响之下,他投身于深奥的药理学研究,成果卓著。他发表的《毛地黄及其类似药物的药理学研究》和《亚硝酸五烷的研究》等重要文章,为当时的药理学界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这一传统继续下去,翻译了多部药理学的经典著作,包括卜·狄二氏的《药物详要和治疗学》以及爱·柯二氏的《实验药理学》,极大地推动了西医药学在中国的发展和普及。
1925年,于光元满载荣誉归国,以丰富的知识和对医学的热忱回到了奉天医科大学,继续从事药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然而,他的轨迹并不局限于学术领域。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民族危机之中。
1932年,为了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于光元投身于民族抗战运动。他加入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在“沈阳爱国代表小组”的领导刘同伦带领下,不顾个人安危,向“国际联合会李顿调查团”提供了揭露日军罪行的重要材料。这些材料后来被广泛引用,成为“二战”后审判日本战犯的证据。
于光元的这种英勇行为不仅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体现出了他作为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爱国热情。
1935年,这位无畏的知识分子被日寇逮捕,并在狱中饱受折磨。数月后经人保释,他离开了沈阳,但爱国之心却不曾褪色。
1937年,又一次为了追求学术进步和国家的未来,他受聘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任药理学教授,持续进行教学与研究。在抗日战争时期及以后,他将职业生涯的主要焦点转移到皮肤性病科领域,在国立中央、华西和齐鲁三所大学医学院担任皮肤性病科及药理系主任、教授,继续他对医学事业的贡献和对民族复兴的坚定追求。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陆性病、麻风病等皮肤病的肆虐,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然而在那个年代,治疗皮肤病的专业力量和知识结构十分匮乏。大多数从事这个工作的医生是外国人,而中国的医生对此领域不甚热衷,于是皮肤病患者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救治。
在对国家及民众的深厚感情驱动下,于光元的重点转向皮肤病学的研究、教学和临床工作。
其实,在离开沈阳前,他便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皮肤科之路,建立了皮肤病学教研室,致力于提升皮肤病学的知识层次和临床治疗能力。他的行动如一束温暖的阳光照进了这片被忽视的重要领域。
随着于光元工作重心的转移,他的足迹也由东北迈向了上海——当时中国的医学中心。在那里,他成立了上海市皮肤病学会,并担任首任主任委员。这一组织的成立,无疑是中国逐步形成系统性皮肤病学研究的标志,并直接影响了国内皮肤病学研究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
作为副主任委员,他有了一种执念——要将中国的皮肤病学研究推向更宽广的国际舞台,提升国内医学人员在该领域的专业水平,为中国民众带来更加专业的皮肤病治疗与预防服务。
1946年,随着于光元继续扩大他在皮肤病学界的影响力,他自筹资金、招募师资,为兰州医学院奠定了基础,并担任院长。这一举措不仅填补了我国西部高等医学教育的空白,更是中国皮肤性病科发展的里程碑。
1947年,于光元回到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担任皮肤科和药理系教授兼系主任,他的双重身份使得他在两个领域都能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1948年,于光元成为同济大学医学院皮肤性病学教研室主任。在那里,他继续领导和提升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同年,他还担任了当时国防医学院(现,第二军医大学)皮肤病学教研室主任。这两个岗位的结合,使得他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展,同时,他又成立了上海皮肤科学会。
上海皮肤科学会的成立进一步确立了当时于光元在中国皮肤病领域内的领军地位,进一步推动了皮肤病学的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皮肤病学的进步和发展,也为新中国皮肤病学的发展道路夯实了基础。
02 新中国皮肤病事业的先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于光元所肩负的使命,并未因战争的结束而有所减轻。相反,他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对国家卫生事业的重建和人民健康的服务上。
新中国成立后,于光元继续为新中国医学界做出更多贡献,尤其是在治疗和研究麻风病等皮肤疾病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成就显著。
1950年代,中国正经历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阶段,医疗卫生事业面临重建和发展的任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于光元先生提出并实施了预约制度,以更好地管理和治疗麻风病患者,这一做法在当时颇具创新性。他的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提高门诊效率,而且更体现了他对患者的尊重与人文关怀。
他努力消除对麻风病人的社会歧视和恐惧,提倡以更平等、更专业的态度对待每一位患者。
同时,于光元积极结合临床工作和教学,他对麻风杆菌和麻风菌素试验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对相关的临床资料进行了详尽收集和整理。这些宝贵的资料和经验为后来的麻风病防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1年,在国家的号召下,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为中南同济医学院,于光元成为该地区皮肤病诊治的重要专家。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他创设了10张专门的病床,用于收治皮肤病患者并开展相关医疗工作。
1955年,随着中南武汉医学院的建立,皮肤性病学教研室也应运而成,由于光元担任主任,他的团队得以进一步扩大,随着黄忠璋、黄德善、祝兆如等医师加入,专业团队的不断壮大为皮肤病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为了更好地服务患者和培养专业人才,他在同年7月25日开设了皮肤科病房,初始病床数量增至28张。这为临床医学提供了更多的诊治空间,为医学生和皮肤病学研究人员提供了实践和研究的良好平台。
通过于光元及其团队的努力,中南同济医学院皮肤性病学教研室逐渐成长为全国知名的皮肤病学研究和治疗中心,培养出了一大批皮肤病学科的医生和学者。
当时,于光元的工作并不局限于临床和教学,他还关注皮肤病预防工作,孜孜不倦地在全国各地举行讲座和健康教育活动,普及皮肤病知识,尤其是关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预防知识,改变了公众对这些疾病的恐惧和歧视,提高了国民健康水平。
03 中国皮肤病学者引国际关注——“日光性皮炎”
于光元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中国皮肤病学的发展,也为中国皮肤学科在国际上赢得了尊重与地位。在1950年代那个国际交流并不频繁的年代,能够让中国的科研成果在世界舞台上获得认可,需要拥有过硬的科研实力与坚定不移的学术追求,于光元正是这样一位医学家。
对于日光性皮炎的研究成为于光元国际知名度提升的转折点。他不放弃对该疾病长期临床观察的精神,为医学界树立了典范。他发现的日光性皮炎与当时流行的认识相反,并通过严谨的科学论证,推翻了关于滨藜中毒的成见,并提出了太阳光引起皮肤炎症的新见解。这一成果在1957年第十一届国际皮肤病学大会上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同,标志着中国科研人员在国际皮肤病学领域站稳了脚跟。
这种由内而外的肯定与尊重,不但提升了中国皮肤病学的学术声誉,也极大地鼓舞了国内外医学界对中国科学家的信任和期望。于光元关于日光性皮炎的独到发现,成为新中国医学史上的早期成就之一,也展示了中国医学与世界接轨的可能性和未来。
在国内,于光元不忘初心,继续深耕医学教育与研究。他领导建立的各种皮肤病实验室如皮肤组织病理学、真菌学、皮肤生化学实验室等,成为国内皮肤病研究的重要基地。他在这些领域的持续研究与创新,不仅丰富了国内外对这些疾病的认知,也为日后治疗提供了深厚的基础。
于光元在中国各地奔波,服务于多个皮肤科学术团体,通过他与同僚的努力,促进了我国皮肤病学领域的科研水平和国际交流,使中国皮肤学科在国际上占据了应有的地位,也为后续中国科研人员提供了一条通向国际交流合作的宽阔道路。他的成就和贡献是中国现代皮肤病学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所有奋斗在医学前线工作者的榜样与骄傲。
04 扎根群众 守护人民
于光元的故事中展现了一位医学专家怎样将科研工作与人民健康紧密相连,他的研究始终贯穿着一条核心理念:“一切以病人为出发点”。他对核黄素缺乏病和雅司病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开展的。
在建国初期,营养不良是很常见的社会问题,很多老百姓和士兵因为长时间作战和生活困难,患上了这种疾病。
核黄素是维生素B2的一种形式,因此,也称为维生素B2缺乏病。当身体缺乏核黄素时,可能会出现一系列与维生素B2相关的症状,包括口腔溃疡、喉咙发炎、皮肤干燥和炎症、眼睛干涩和过敏反应、贫血、水肿、以及皮肤和嘴唇的炎症等。该病也可能会导致其他一些症状,如疲劳感、头痛、视力问题、神经系统问题、消化系统问题等。长期且严重的维生素B2缺乏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
于光元深入到患者中去,亲自调查研究病情,用他的专业知识对疾病进行了科学地解析,找到了病因和有效的防治方法,帮助了无数患者。
而在雅司病的研究中,他同样表现出了认真与严谨的治学风格。
雅司病是一种由于雅司螺旋体,通过破损皮肤接触,而引起的传染性疾病。患者一般伴有皮肤有一颗一颗的皮疹发出,而且伴有疼痛和痒感;随着病情发展,会出现皮肤像卫星状破溃、身体发烧、四肢酸痛等症状。
当时,雅司病在江苏苏北地区流行,直接危害着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于光元带领团队深入疫区,细致地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研究。他们的研究不仅明确了雅司病的流行规律和病理特点,还提出了有效的防治措施,为我国控制和最终消灭雅司病作出了突出贡献。
于光元的这些成就不仅是个人功绩的展现,更鲜明地体现了他作为医者的仁心仁术,以及他坚持科学研究与人民群众健康相结合的价值追求。这些令人感动的案例为后人树立了科学研究应服务于社会、应解决实际问题的典型范例。
05 著书立学,医教结合
于光元的著作,如《皮肤病及性病学》、《麻风病学》、《职业性疾病和工业性疾病》,总结了他多年的科研和临床经验,为后来的医生和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将他一以贯之关注人民健康的精神传承下去。正是由于于光元和他同辈人的无私奉献,新中国医学得以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
作为一位有着深厚学识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深知知识的力量以及传播知识的重要性。他的毕生追求不仅是自身的科研成就,更是在于为科学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出色的人才。
在80岁高龄时,于光元仍旧投入翻译工作,致力于将国外先进的医学知识带给国内同行,提升医学水平。这种教育投入的回报,基于自己的基础工作,他培养的学生如崔偶生、许彤华、黄圣祥、张怡源等人,他们早已成长为中国皮肤科学领域的中坚力量,继续着于光元的事业。
85岁时,于光元主导了《临床皮肤病学》第7版的翻译工作,他的专业和敬业为晚辈树立了榜样。在校对工作中,他依旧一丝不苟。
87岁的于光元并没有退休生活中的闲适,而是继续努力地学习、总结自己的经验,将这些宝贵的学识无私地传递给年轻一代,一直保持着对新知识的好奇心和学习欲望
在1991年2月9日凌晨,于光元以享年92岁离开了人世。他的一生与奉献为中国皮肤病学界留下无法估量的财富,他的学识和崇高的学术精神永远被铭记,激励着后人不懈
努力,为中国皮肤病事业的持续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的治学精神、学术态度及对学生无限的关爱和耐心,是他医学大家风采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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