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9月5日，王叔咸（1904.9.5—1985.2.4）出生在上海。王老自幼学习刻苦，192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从协和毕业后，赴美留学，1930年获NYU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从事教学及临床工作，后任结核科主任。在协和工作期间，受委派赴美、奥地利进修考察。1942年调任北平清源医院代理院长兼内科主任。1945年调北京大学医学院任内科教授、主任，肾脏病研究室主任，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

他，一位在医术与音乐之间，游刃有余的医者。他的人生像他喜爱的琵琶、提琴一般，每一弦、每一音，都充满着深沉与激情。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他成长成了一棵中国医学的参天大树，屹立在风雨中，用他的智慧与坚韧铸就了不朽的传奇。

他是中国肾病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最早的糖尿病研究者之一。他的精神、他的知识、他的教导，在新中国一代代医学家的身上延续着，生生不息。

王叔咸，原北京大学医院教授，一级教授，医学系主任、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用医者的名义，诠释了救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的故事和精神将继续启迪一代又一代的医学工作者。他所播种的知识与智慧之果，将永远在医学的田野里枝繁叶茂。

1904年夏意渐浓时，王叔咸出生在上海。当时，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又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变局。

1904年底，清政府和美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到期。在美华人和国内民众看到了改变现状的机会，纷纷要求清政府废除旧条约，改善在美华人生存状况。由于舆论压力汹涌，清政府也被迫提出了改约的要求。然而，当时的美国政府不但要求续约，反而再次重申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的有效性。

消息传来，国人的义愤在1905年的上海彻底爆发。

4月，上海华新纱厂的工人们不忍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外国人霸占，他们用血肉之躯在上海发动了抗争的运动。5月，上海和宁波的工商界人士也加入了抗争，大规模抵制美货，用实际行动回应美国对《排华法案》的重申。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抗争，影响深远，震动海内外。

同年，陈天华，一位来自湖南的烈士，他在日本投海自尽，留下的“绝命辞”如同冰冷的海水拍打着沉睡的国魂，激起了一波波国人的觉醒。

这样的一幕幕历史画卷让王叔咸的童年便渐渐有了为国、为民族争光的梦想。

年少时，他勤奋好学，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遐想。相比于同龄人的浮躁和迷茫，他有着难得的沉着、执着和豁达，这种性格为他后来钻研医学埋下了伏笔。

小学毕业，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民主中学（今，上海民立中学），这是一所在旧上海有着特殊影响力的中学。至今学校里仍竖立着长方形的乳白色大理石纪念碑，上方镶嵌着烈士殷夫青年时代的肖像，下边刻着烈士生前的译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在这里，少年的王叔咸发奋读书，于 1922年作为优秀学生毕业，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北上求学。

上大学之前，王叔咸就特别热爱音乐。

他喜欢弹奏各种乐器，琵琶、钢琴和小提琴，他弹奏的音乐如同江南水乡的清澈溪流，自然而流转。他最喜欢的是琵琶，只要他抱起那琵琶，《十里埋伏》的旋律便有了灵魂，随之舞动的是上海的风，是江南的雨，也是时代的记忆。

但，他知道，他的生活并不只是跳动的音符。医学之路，才是自己灵魂的另一面。

1930年，这位年轻的上海男孩子，从北平协和医学院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同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也授予了他医学博士。这时，他的医学人生才刚刚开始。

毕业后，成绩优异的他，留在了北平协和医院。内科临床工作中，王叔咸是一位每一丝细节都不愿放过的医生。他结合临床与实验室，勤于钻研，已开始围绕人体的钙、磷等元素的代谢领域进行深入探索，并取得了不少成绩。

自1935年，他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糖尿病研究。当时，国内对这种疾病知之甚少，王叔咸的研究是为中国糖尿病领域的第一次系统性研究，也是1949年前中国糖尿病大规模临床研究第一位学者。

在那个混沌的年代，四目望去都是铁幕的重压与战火的余烬。王叔咸的医学征途却越走越远。1936年至1938年，这位中国内科学的新星来到美国和奥地利学习。在世界医学的海洋里，王叔咸思考，如何吸纳西方先进的医学理念与技术，同时也能将细腻的东方医术与传统融合其中。对他而言，这段海外经历也像一束光照进了他的内心，使他在随后的岁月里更加从容地驾驭医学的风帆。

1942年回国后，王叔咸在北平清源医院成为内科主任，还一度担任代理院长，在风起云涌的战时北京，王叔咸坚守着他的医者仁心和教育使命，守护着北平的百姓。 

直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

王叔咸的求学之路始终坚持“博以养专，广而存精”的原则，这意味着广泛学习以积累知识，同时注重深入研究以精通专业。

从1945年起，王叔咸历任北京医学院的多项要职，包括，医学系主任、内科首席专家、专业研究所所长，以及中华肾脏病学会的重要职责等，这些都是医学界对他精心耕耘医学领域的肯定。

建国后，他担负起了更多重任。他把大量的精力投身于肾脏病，这片未曾充分耕耘的医学领域。1954年的王叔咸创立了王叔咸国首个肾脏内科专业，并在诊断和治疗上提倡肾炎临床分型，这一理念被广泛应用，极大促进了临床和科研工作的深入发展。通过大量精细的研究，他揭示了慢性肾炎病人中的特异免疫现象，以及不同类型肾病患者的致敏特性。这一发现深化了国内医学界对肾炎病理的理解，也为治疗新方法提供了新的视野。

他将诊疗经验和思考成果著录出版。当时，在《中华医学杂志》及《中华内科杂志》这些权威刊物上，王叔咸的名字经常出现，他的治疗方法、理念也被中国医学界广泛接受。

1960年代，在长期对营养不良性水肿和肾病综合征病进行氮平衡观察之后，王叔咸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正氮平衡（当摄入充足、优质蛋白时）可以作为单纯蛋白质营养不良的诊断指标。这意味着对于蛋白质营养不良的患者，必须让氮平衡恢复正常，即不再出现正平衡的情况。这一观点为蛋白质营养不良的诊断与治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通过制定合理的蛋白质摄入方案，医生可以帮助患者重新获得正常的氮平衡状态，从而促进康复与健康。王叔咸的发现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对于营养学领域的研究和临床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意味着，即使在肾功能正常的情况下，患有肾脏疾病的病人也需要一个特定标准的蛋白量摄入。王叔咸基于亲自进行的详实观察与实验数据，为此立下了明确的依据，这一原则后来成为指导此类患者治疗的重要准则。

1964年，中国卫生部和科委邀请王叔咸领导刚成立的肾炎代谢研究室，并领导研究室。这是全国16个医学研究室之一。

然而，风云变幻，世事难料。 

1966年，中国进入了"十年动乱"时期，王叔咸面临的环境也变得极其严酷。尽管白天他在医院里面对着种种不公正待遇，甚至被批斗。他，也不再是站在讲台上那位传道解惑的智者，也不再查房，而成了一位时常推着餐车的医院送餐员。

 可每当夜幕降临，家中的灯火总是他探索医学知识的伴侣。他坚持每个星期日上午不变的习惯——到协和图书馆读书，这是王叔咸多年累积知识、提升自己研究能力的重要途径。

 这也为他“文革”结束后能迅速恢复工作，打下了基础。

 1977年，文革结束，随着各项医学工作的恢复，王叔咸也开始了新的研究。在那年的戴河肾脏病座谈会上，王叔咸提出了肾小球疾病的临床分型，这样的成果数十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国内临床实践。这些分型标准建立在王叔咸早年提出的理论基础上。

同时，王叔咸一直积极引导团队应用、观察并总结各种治疗肾脏病的药物，并且从中不断提炼经验，这些经验成为中国从事肾脏病专业的医生们所宝贵的财富。

而在中医药的应用上，王叔咸关注起了中药黄芪对肾脏病治疗的研究，对黄芪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持续数十年，他坚信将传统医学和西医结合起来是未来的方向。

当时，作为中华肾脏病学会第一任主任委员，王叔咸先后主持了多次全国肾脏病专业学术会议及第一次全国肾脏病学习班。这些事件对于中国肾脏病专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同样是在1977年，王叔咸不远万里赶赴加拿大进行了一场特别的讲座——白求恩医学讲座，向世界介绍了中国肾脏病专业的现状和成就，这也代表着中国医生走向了世界。

1982年，王叔咸主编出版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肾脏病学》为国内肾脏病学科的教育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石。这些成就的背后，是他对肾脏病领域不懈地追求和探索。

1984年他主编的《肾脏病学》，被评为优秀教学参考书。在编写这两本书的过程中，他患了青光眼，术后尽管医生建议他停止看书，他却仍借助放大镜一字一句地修改了２００万字的书稿。

在20世纪30年代，王叔咸便开始了糖尿病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当时，糖尿病在国际医学界已有了一些国际认可的治疗方案。

但王叔咸意识到，要让这些方案在华夏大地落地生根，就必须与中国的饮食文化紧密相连。于是，他研究起了符合国人饮食习惯的饮食治疗方法。王叔咸尝试将传统的食疗方式与现代医学知识相结合，提出了以体重为量度标准，深度融入王叔咸传统度量衡的饮食控制法。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糖尿病的治疗流程，也赋予了糖尿病患者对自己疾病的管理途径。

为了适应国人的饮食习惯，他精心设计了一套糖尿病的饮食治疗法，简化了复杂的食物衡量方式，体现了他将医学知识贴近民众生活的理念。在他看来，治疗糖尿病不应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他提出的糖尿病三期治疗原则，直至今日，仍然是一种非常实用且广泛应用的医学指导思想。

当时，王叔咸进行临床观察，翻阅档案记录，对三百多位糖尿病住院病人的资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对王叔咸而言，这每一份记录都是一条条珍贵的线索。在不断的实践与思考中，王叔咸提出了糖尿病治疗的三期理念——从控制，到调理，再到维持，每一期都包含着他对医学的严谨理解和对病人人性化的关怀。这样的治疗原则渐渐被更多的同行接受，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成为临床上行之有效的通用治疗方法，让广大患者面对糖尿病有了更多信心。

建国后，在糖尿病研究领域王叔咸依旧投入了很多精力。1953年，他提出了针对糖尿病酮中毒的简化治疗方法。通过精确计算注射胰岛素的剂量和观察其与葡萄糖之间的相互作用，王叔咸找到了避免低血糖反应的治疗方法。这一方法迅速在医院内得到推广，并成为救治危重病患的标准操作。

1963年，王叔咸敏锐地意识到在中国普遍进行的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在临床实践中的诸多不便之处。于是，王叔咸将视线投向了更为贴近中国饮食习惯的“馒头负荷试验”。这一改革符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也满足了临床需求，避免了病人对标准葡萄糖耐量试验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抗拒。

张树基教授常将王叔咸的教诲视为职业生涯的金科玉律。而郎景和院士则对王叔咸的奉献精神和高度自律视为楷模。在上世纪60年代，尽管年岁已高，职务繁重，王叔咸依然不懈努力，保持着周末到图书馆自修学习的习惯，这习惯不论时代怎么变迁都“打不碎、吹不散”，展现了一位医学家的情怀与坚持。

胡大一教授对当年王叔咸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印象深刻——无论在任何领域，凡事追求认真、精确。

王叔咸总要求学生在诊断中仔细检查，因为任何一点的疏漏都可能导致误诊，作为医者，对病人负责就是要做到尽善尽美。

在王叔咸的科研生涯中，他尝试将研究工作与临床实际问题紧密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勇于创新，提倡从理论上分析，再结合临床解决问题。他一生发表了70余篇论文，但更让他最自豪的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医学生和研究生。

他始终秉持着一种奉献精神，对个人名利看得很淡，常常将稿费用于公益。对于外界授予的名号，常常予以谦拒。他一生以清廉、俭朴为底色，彰显了一位医者的本色与追求。

1985年2月4日上午，王叔咸，如同往常一样准备前往医院时，猝发心脏意外，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81岁。这年，他献身于医学科学和教育事业已有51个春秋。

王叔咸一生踏实严谨、无私奉献。或许，他的逝世是平凡的、突然的，却也是他人生态度的映射——时刻准备着为医学事业奉献。

直到人生的终点，王叔咸依旧是那位喜欢别人称呼他为 “王大夫”的医生。他对医学的贡献犹如撒下的种子，在生命的田野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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