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陆舜的眼里，这些年的国内肺癌治疗的发展离不开三股巨浪的推动。

第一浪，国力的潮汐与基因密码的破译。“没有国力的托举，一切科研愿景不过是空中楼阁。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很多工作才能展开。”

20年前中国学者在EGFR突变领域的初探——数据单薄，结论模糊，像暗夜中零星的萤火。而如今，上海胸科医院承担假设 了全球最大的肺癌临床数据库。

“EGFR突变率：东亚30%~50%，欧美只有10%~15%，这是我们能形成特色并有所突破的重要原点。”

这组数字，是中国肺癌研究破局的密钥。

第二浪：科技推动医学发展。“没有生物技术的井喷，靶向治疗不过是纸上谈兵。”

肺癌治疗领域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是在基因组学技术的推动下，已经从传统的化疗和放疗逐步转向精准医疗。肺癌的治疗已经进入了多靶点时代，全球范围内已识别出9至10个关键靶点，这些靶点的发现和应用，使得肺癌的治疗更加个性化和有效。

在中国，这一领域的进展尤为迅速。得益于医药生物产业的发展。短短十年间，中国在生物医药高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数十家生物医药高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企业不仅在肺癌靶向药物的研发上取得了突破，还在基因检测、免疫治疗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

在陆舜看来，这些成就的背后，是中国国力的全面提升和科技创新的持续推动。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从药物研发到市场推广，中国在肺癌治疗领域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而有力。未来，随着更多靶点的发现和技术的进步，肺癌的治疗将更加精准和高效，为患者带来更多希望。

第三浪：二十年的学徒与破茧。 “过去20年，我们融入国际，不断参与各种国际活动，也让我们找到了更多自信。”

 肺癌领域的研究在过去二十年间经历了从跟随到主导的深刻转变，这一过程离不开长期的知识积累、技术创新以及国际合作。回顾过去，中国在肺癌研究领域的起步相对较晚，最初更多是参与国际多中心研究，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中国的研究机构和医药企业通过与国际顶尖团队的配合，逐步融入了肺癌基因组学、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前沿技术的核心，并将自己积累的大量经验分享给了世界。

在这二十年中，中国学者和产业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和创新平台，率先发现了亚洲人群的独特突变谱，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更适合中国患者的靶向药物。

“可以说，过去二十年的积累为中国在肺癌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当前的时间点正是这一积累转化为主导力的关键时期。未来，随着更多创新成果的涌现，中国有望在肺癌治疗领域继续引领全球发展，为患者提供更精准、更有效的治疗方案。”

“过去各科像孤岛，很多信息并不互通，很多时候只有自己科室治疗不好，才会和其他科室MDT。而自2004年开始，我们上海胸科医院肿瘤科是最早将这样的模式升级为2.0的。当面对病情复杂的患者入院后，我们会先判断哪个科室最先治疗会让患者受益最大，再开展工作。这在当时是有创新的。近期，我们甚至为多发转移患者开设了‘混合病房’。”

在胸科医院肿瘤科的“2.0版MDT病房”，外科医生进行各类3D重建工作，而内科医生调出基因、生化等多个维度的数据进行分析，放疗专家则在虚拟靶区图上勾画，最终生成“治疗路径树状图”。

在晚期肺癌病房，时间常被压缩成快速流动的沙漏。陆舜的团队不断改写着规则，让时间的细砂流淌地越来越慢。

肺癌，尤其是非小细胞肺癌（NSCLC），曾经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绝症”。然而，随着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尤其是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突破，肺癌的治疗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EGFR突变是肺癌患者中最常见的驱动基因突变，东亚人群中约三分之一的患者携带这种突变。

过去，这类患者的生存期仅为10到12个月，而如今，随着靶向药物的广泛应用，生存期已显著延长至近五年。不仅如此，局限晚期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也从原来的5到6个月，延长至令人瞩目的39.1个月。

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对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closer to the cure”（更接近治愈），这是对中国肺癌治疗领域巨大进步的肯定。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现在采用的治疗模式是化疗+PD-1+手术。在这种模式下，每四个患者中就有一人术后找不到癌细胞，这意味着许多患者已经实现了根治。与传统的化疗时代相比，我们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也在提高治愈率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这些数据都是让我们觉得实实在在且值得骄傲的。”

在陆舜看来，“Tumor Board”是未来的新趋势，可能会将MDT提升到3.0的水平。

在生物信息学中，分析Tumor Board往往涉及一系列的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和工具，旨在识别和解析与肿瘤相关的结合位点，进而帮助理解肿瘤发生、发展和转移的分子机制。如果要想在临床上做到这一点，就需使用生物信息学工具，紧随各种最新生物数据分析方法，并对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基于分子生物学提出治疗策略。

“目前，我们在做生物信息分析方面还有很多完善的空间，也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参与到这项工作中。这样，我们未来的诊断就可以更加精准。不仅仅是科室之间的MDT，还可以分子层面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荣耀背后亦有隐忧。

在陆舜看来，中国肿瘤新治疗技术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未来还会面对很多挑战。

第一阶段，叫‘跟跑中的快棋’。国际有靶点，国内做第二个——但得快，得准。这不是模仿，是站在巨人肩上造梯子。

第二阶段，叫‘中国人的方程式’。比如一款PD-1单抗疗法，肿瘤科在融入了抗血管生成药，再叠上精准放疗，疗效‘三箭齐发’，取得了不错的临床效果，便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并获得批准。

第三阶段，叫‘从无人区到根据地’。国外药企还在二期临床时，中国的患者已经用上了。

科学里长根，临床里开花，商业里结果。缺一环，都是无本之木。

在陆舜看来，中国的生物医药创新，既要中国创新，也要国际创新。新技术要平衡好科学价值，临床价值，商业价值。同时，为了持续发展，也务必做好基础科学，转化科学，临床科学 和 监管科学的共同进步。

“对于未来的创新，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把研究能力分为10级，我们目前能做到2~7级的研究水平，但对于0~2级的原创研究能力还需要发展。” 陆舜坦言基础科学仍是短板。

或许将来，医生的培养制度也应该朝着更加交叉的方向发展。

“在教育制度上，或许将来可以突破学科边界进行融合。美国有MD-PhD机制，这是一种双学位项目，结合了医学博士（MD）和科学博士（PhD）的课程，我们的医学教育或许将来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学科的发展永远是技术和科学共同推动的结果，临床医学的进步离不开基础研究的突破，而基础研究又是生物医药工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在肺癌治疗领域，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在两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内科治疗的精准化与微创化，二是外科技术的整合与创新。”

内科微创化是未来肺癌治疗的重要方向。随着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以及基因编辑等技术的不断发展，肿瘤科正逐步实现从“大手术”到“精准干预”的转变。例如，新技术能够更早地发现肺癌的微小病灶，并通过微创手段进行干预，减少患者的痛苦和并发症。同时，新型药物的研发和应用也为内科治疗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进一步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肿瘤科已经在早期肺癌的治疗中取得了显著成果，几乎达到了100%的生存率。”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基础研究的支撑。目前，上海胸科医院肿瘤科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在35%~38%之间，而陆舜心中的目标是将其提高到80%。

“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依赖于基础科学的突破。我们期待在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免疫学等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为肺癌治疗提供新的靶点和策略。同时，国家生物医药工业的发展也将为临床医学提供更多创新药物和技术，形成从实验室到临床的完整创新链条。”

科室的年轻一代已经崛起，陆舜对他们充满信心。他说，自己20年前刚担任主任时，也面临过许多困难和挑战。从2004年到2014年，并没有太多重大成果，但正是那十年的积累，为2015年之后的突破奠定了基础。

在陆舜看来，临床医学技术的飞跃，永远始于这些寂寞的起点。

“因此，我们要给予年轻人更多的探索空间，帮助他们发现新的可能性。真正创新的年龄是45~55岁，这是他们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为肺癌治疗领域带来更多惊喜。”

十年前的预言已成序章，而新的潮声正从东方的海岸线隆隆传来——那里有巨浪与微光，有冰冷的基因密码与温热的掌心，有死神退却的脚步与生命重写的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