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协宁，主任医师，教授，1927年生，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及理学士学位。1979年受世界卫生组织资助去日本东京都老年病院研修老年病学，获客座研究员证书。毕业后行医，1956年破格晋升内科主治医师，后升任副主任医师。1985年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科兼消化科主任、主任医师、上海医科大学内科学教授。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上医大硕士生导师荣誉证书、上海市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1998年退休，但仍参加查房、会诊、顾问工作。长期从事消化科和内科疑难杂症的诊断和治疗，已有60余年临床经验，特别是对危重病人的救治。70年代初，在国内首创以小剂量肝素成功地治疗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并著有《败血性休克的抢救》一书受到国内好评。以后，又以中西医结合治疗多脏器功能不全综合症获良效。90代中期以中西医结合治疗重症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效果优于国内外，已将经验总结成文向国内外介绍推广。六十余年来救回无数危重病员，常受市内各大医院邀请会诊解决难题。在消化科方面以中西医结合治疗，对表浅性、萎缩性胃炎肠化、不典型增生，幽门螺杆菌感染；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慢性肝炎、肝硬化腹水、胆汁郁积；急慢性胰腺炎以及一些疑难杂症有独特的诊治经验。

写在前面

时光飞逝，恰逢公济医院建院160周年，亦是消化科成立40周年的纪念。

在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大内科主任万荣教授的闲聊中，谈到了一代又一代医学前辈们不懈奋斗的故事，他们用智慧和心血为这片热土奠基，为无数患者带来希望和新生。公济消化科自成立以来，在历任科主任的辛勤耕耘下，从无到有，茁壮成长，凭借卓越的医疗技术和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赢得了今天的辉煌。

正是这些流淌在历史脉络中的一个个“人物故事”，让我感受到医学的敬意与温暖，我想，将这一份份感人的温暖传递下去，是有意义的，也是值得记忆的.......

第一视角

「READING」

一位年近百岁的消化医学大家，每当提起那些重获新生的病患时，他的眼中总会闪烁着温暖而明亮的光芒。

他说，消化系统的奥秘不能仅局限于七个脏器，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消化科医生的研究不局限于消化科的，而应该将视野拓展到了更广阔的医学天地。

人体，如同一幅精心绘制的画卷，涵盖了从消化系统的每一个细节到其他相关科室的广泛领域。他相信，只有全面了解人体的每一个角落，才能在治疗中做到游刃有余，精准施治。

岁月流转，他对医学的热爱从未减退。即使在耄耋之年，他依然保持着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和探索，不断更新着自己的医学理念和治疗方法。即使在97岁高龄，他依然笔耕不辍，发表论文。这是一种精神，照亮着后人的道路。无论风霜雨雪，始终坚守在医学探索的最前沿。

他用一生的实践告诉我们：医学定义很简单，那是一种对生命的至纯的尊重与呵护。

1920年代的上海已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东方的海岸线上。外滩边上，高耸的钟楼、古典的银行大厦、摩登的饭店和商业楼林立，已形成了一条壮丽的天际线。黄浦江水波荡漾，轻柔地拍打着两岸的码头，江面上帆影点点，大小船只来往穿梭，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与人流。江风拂面，带来海的气息与市井的喧嚣，亦带来了无数人关于未来的希望和梦想。

老城厢的弄堂里，则是另一番市井烟火的景象。狭窄的巷道两旁，民居鳞次栉比，洋溢着温馨的生活气息。清晨，当阳光穿过弄堂洒在青石板路上，街坊邻里们忙碌的身影映在典型的江南白墙黑瓦之间。小贩的吆喝声、妇人的絮语声、孩童的嬉笑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充满生机的日常图景。

“我的父亲出生于檀香山的一个华侨家庭，14岁时回到中国，在南京读中学。中学毕业后，他受惠于庚款资助，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建筑系。学成归国后，巫振英与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共同成立了上海与中国建筑师学会，并创办了《中国建筑》杂志，积极参与了前上海市政府和江湾体育馆等重要建筑的设计。”

巫协宁的母亲李慧英，是中国近代工商巨子李云书的幼女，而祖父则是与孙中山先生共同开创新时代的先辈。尽管如此，在民国末年，家庭的生活仍日渐拮据，兄弟姐妹们彼此扶持，互相激励，后来都颇有成就。

“我的妹妹后来成了国内顶尖的钢琴家，另一个妹妹成为了外语系大学教授。我之所以学医是因为我的姑父和叔叔分别是当时上海普外科和五官科的名家。家庭的医学氛围浓厚，于是，我很小就立下了成为一名良医的志向。”

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战乱频仍、社会变革剧烈的环境中，对巫协宁来说，学医不只是个人理想，更是时代赋予的责任。时局动荡，疾病与战争的创伤无处不在，巫协宁深知医者的职责在那时尤为重要。

1945年，巫协宁年满18岁，刚从沪江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他便选择了沪上最好的私立医学院——圣约翰大学作为自己的目标。

当时，圣约翰大学以其卓越的学术声誉闻名全国，也是中国第一所全英语授课的高等学府，其医学课程更是以难考和学制长而著称。医学院实行七年制教学，包括两年医预科和五年正式医学课程，毕业后将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回忆起自己考入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经历时，巫协宁感慨颇深。考取名校是不容易的，许多有志之士都想要进入这所一流学府。在那样的环境下，巫协宁每天都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学业中，废寝忘食地学习。

圣约翰大学的入学考试异常严格，涵盖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知识，尤其对考生的英语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通过层层筛选，巫协宁终于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考取了医学院。这不仅是对他刻苦努力的认可，更是他梦想实现的第一步。回首那段艰苦奋斗的岁月，巫协宁总是充满感激，因为正是那些困难和挑战，使他变得更加坚强，也让他对医学的热爱愈加深刻。

在进入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后，巫协宁回忆道：“当时，国内最有名的医学院，要数圣约翰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它们是最早完全对接西方医学教育的学府。和现在不同的是，当时全英文教学，这对许多学生来说是巨大的挑战。那时候的学制非常严格，不及格就会被直接淘汰。为了顺利毕业，每一个学生都必须全力以赴，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

在前两年的医预科学习中，巫协宁埋头苦读，钻研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基础科学课程。这一阶段是打牢医学基础的关键，也是培养医学思维的起点。巫协宁深知，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必须在理论上具备深厚的知识积淀。他常常在课堂上认真聆听教授的讲解，课后则常常独自钻研，反复琢磨难点，直到彻底理解为止。与此同时，他也积极参与校内外的学术活动，努力拓展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

转入医学院的第三年后，巫协宁开始进入更为专业的医学学习阶段。在这一阶段，他深入学习了人体解剖学、病理学和生理学等核心医学课程。人体解剖学的学习是一个转折点，它使巫协宁第一次直面生命的复杂和脆弱。他走进解剖实验室，怀着敬畏之心，亲自参与了人体解剖，逐步掌握了人体结构的精妙之处。解剖学不仅让他熟悉了人体的每一个系统与器官，更让他真正意识到作为一名医生所肩负的责任——生命的每一个细节都至关重要，而医者的任务便是在这每一个细节上付出最大的努力。

随着学业的深入，巫协宁开始接触临床实践。这段时间是他从理论走向实际的重要阶段。在圣约翰大学附属医院，巫协宁跟随经验丰富的教授们，参与查房和病例讨论，观察并学习医生们的诊疗方法。在临床实践中，他第一次直面患者，亲身体会到医生的每一个决定都直接影响着患者的健康与生命。这种责任感时刻提醒着他，医学并不是一门单纯的科学，它更是一种以人为核心的艺术。

临床实践中的挑战和磨砺让巫协宁的医学技能日益精进，也使他逐渐成长为一名更具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医者。与此同时，巫协宁也深刻感受到，医学的广阔领域充满了未知的挑战。每一次复杂的病例、每一个医学难题，都激发了他深入探究的热情。

“那时候的大查房，教授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现场对我们进行提问和指导。每次参与这样的查房，我都会提前查阅大量资料，做好充分准备。因为教授们的问题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更多的是对我们临床思维和判断能力的考验。”他说。

巫协宁的勤奋与努力得到了教授们的认可，也使他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每当遇到复杂的病例或者难以解答的学术问题时，他总会不懈地钻研，直到找到答案为止。这种坚定的学术追求，使得他不仅在医学技能上不断进步，更在思维方式上逐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医生。

毕业后，巫协宁先是被分往上海市第一劳工医院（静安区中心医院的前身），在那里努力钻研业务，由于表现出众。1956年，他被调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在那里，巫协宁找到了适合自己成长和保持初心的土壤，也目睹了这所顶尖医院日新月异的变化。

任何一位医学家的成长都离不开导师的指导。在进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后，巫协宁遇到了他职业生涯中的重要导师——乐文照教授。

乐文照教授在哈佛大学深造多年，学成归国后，最初在北京。然而，出于对家乡的深厚感情，他最终选择回到上海，并成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重要师长。乐教授34岁便被任命为教授，医术精湛、治学严谨，深受同行和患者的敬仰。在乐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巫协宁逐渐成长为一名独立成熟的医生。

“乐文照教授是一名医学权威，更是我的指路明灯。”巫协宁回忆道。“在他身上，我学到了如何将西方先进的医学知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为患者提供最佳的治疗方案。”

在医院工作的过程中，巫协宁还遇到了另一位对他影响深远的医生——江绍基教授。作为仁济医院著名医学家，江绍基教授是国内消化领域的领军人物。当时，江教授觉得巫协宁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学生，便将他录取为自己的第一个学生。

“江绍基教授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我是他的第一个学生。”巫协宁说道。“他的学识渊博，在包括消化系统疾病的研究和治疗领域，都有着独特的见解，在发展学科方面也非常有规划。”在江教授的悉心培养下，巫协宁在多个领域有了扎实的基础，成为这一领域的佼佼者。

江绍基教授的导师、国内内科大家黄铭新教授，也是巫协宁非常敬仰的医学前辈。黄铭新教授是当时中央会诊专家，以其在内科学尤其是血吸虫病治疗上的卓越贡献而著称。他发明了独特的治疗方法，大大降低了病人的死亡率，拯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巫协宁在黄教授的指导下，学到了最前沿的医学技术和对待科学研究的一丝不苟。

“回想起来，我有幸师从最有名的老师，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和高尚的医德。这些都坚定了我成为一名良医的决心，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解除病痛。”

巫协宁卓越的医学成就，离不开他对待医学的独特方法和理念。他归纳自己的从医之道为三大法宝：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中西医结合以及哲学思想的指导。

巫协宁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矛盾论在他的行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临床工作中，我都采用抓主要矛盾，兼顾次要矛盾，促进矛盾转化的原则，集中优势兵力去优先解决关键问题。”

他常常这样形容自己的治疗策略。矛盾论强调事物发展的矛盾性以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在临床实践中，巫协宁将这一理论应用得淋漓尽致。

“每一个病例都是独特的，”巫协宁解释道，“我们必须找到病情的主要矛盾，并集中精力去解决它。”在多年的从医生涯中，他以清晰的思维和敏锐的判断，常常能够迅速找出患者病情的核心问题，从而制定高效的治疗方案。这种方法不仅大大提高了诊治效率，还减少了误诊误治的情况。

其次，巫协宁强调中西医结合是他的第二大法宝。他认为，中医和西医各有其优势和短板，二者结合能够取长补短，实现更好的治疗效果。“中医的优势在于整体观念和治疗的个性化，而西医则在于技术手段的精准和系统的诊疗规范。”巫协宁说道。

在他的行医实践中，他常常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在中医辩证论治的基础上，引入西医的现代诊断和治疗方法和中医的现代药理。比如，对于一些慢性消化系统疾病，他会用中药调理患者的体质，同时结合西药的有效成分进行治疗，使患者的病情得到全面而持久的改善。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让许多患者受益匪浅，也为医学界提供了宝贵的临床经验。

而精通西医并将哲学思想融入其中，则是巫协宁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基础。他说：“哲学思想的引导是奠定我后来取得成绩的重要基础。” 巫协宁将哲学中的一些概念，如局部与全局、一般与特殊、全面与片面、辨证法与形而上学等，融入到他的医学实践中。

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工作期间，巫协宁凭借着在圣约翰大学打下的坚实基础，迅速掌握了最新的西医技术，并灵活应用于临床实践。他特别重视分析病例，与同行进行深入讨论。正是这种不懈的努力，使他在心脏和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步成为这些领域的顶尖专家。

基于三大法宝的理念，巫协宁至今还记得很多经过自己救治而成功幸存的病人。

在1953年，即毕业后的第二年，巫协宁就在急诊中成功挽救了一位工人的生命。这位工人不慎滑入氰化钠液池，即时被救起时已全身青紫、昏迷，呼吸浅慢。巫协宁果断采用换血疗法，将新鲜红血球输入工人体内，替代被氰化物粘附、已经失去带氧功能的红血球，成功将工人的生命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1954年起，巫协宁创新地使用注射毒毛旋花子苷K，替代传统的口服洋地黄，成功救治了许多左心衰竭Ⅲ级及IV级的患者。这些患者中，有些甚至已经出现了咳出粉红色泡沫状液体的肺水肿情况。他的这一创新疗法，不仅显著提高了治疗效果，也拯救了无数濒临危机的心脏病患者。

巫协宁记得，曾经有一位69岁的病人是医院的一名患者，病情极其复杂。病人不仅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心脏扩大、心房颤动与扑动、心力衰竭、高热40.5度，血糖高达34.5，人昏迷还有胆管梗阻，胆总管梗阻这种情况无法开刀。病人已经一个礼拜没有大便，三天没有饮水，情况十分危急。当时，院抢救组束手无策，决定请巫协宁前来处理。

面对如此复杂而危急的病例，巫协宁首先运用了矛盾论的方法，快速分析病情，找到主要矛盾，并制定了一系列解决方案。他决定先将病人转移到消化科病房，以便集中精力进行针对性治疗。

巫协宁首先注重病人的水电解质平衡，每天只补液500cc，通过控制输液速度（8分钟1滴，持续滴24小时），维持病人的水分。接下来，为了降低病人的高热，他通过鼻腔给安乃近，利用鼻甲毛细血管的高效吸收性，使病人体温迅速降低了1.5度。

与此同时，他为病人制定了针对性的降糖方案，将血糖迅速降到250安全水平。此外，由于病人的血氧饱和度低，巫协宁决定优先解决胆管梗阻问题。他谨慎地选择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使用能排石的中药，同时辅以西药的支持。仅仅两天后，病人的小便黄色逐渐变淡，证明胆石已经排出。

在心脏疾病治疗方面，巫协宁显现了他对西医技术的深厚掌握。他发现心脏科主任使用的西地兰剂量太小，果断加大用量，同时使用利尿剂进行治疗。由于病人的血压一度下降，巫协宁调整了药物方案，选择了新的药物组合，确保治疗的安全与有效。在护士长的协助下，病人的护理也得到了细致入微的照顾。

三天后，病人的心房颤动与扑动消失，心脏叩诊大小也正常。第三天后，主要矛盾转为水电解质和糖尿病问题。巫协宁通过精细的调理，使病人的体内环境逐步稳定下来。

在确保患者基础生命体征稳定后，巫协宁将注意力转向糖尿病的控制。他迅速调整患者的治疗方案，使血糖恢复到正常范围。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巫协宁综合应用了西医的精湛技术和中医药的独特优势，使患者在五天内顺利脱离了危险。

最终，这位69岁的患者顺利康复，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健康状态，直到79岁才安然离世。巫协宁在这次成功抢救中的策略与方法，不仅彰显了他的医学智慧和高超技艺，也体现了他的三大法宝在临床治疗中的实际效用。

另有一位病情复杂的女性患者让巫协宁至今难忘。那天，巫协宁接到紧急电话，一位女性患者突然昏迷，被家人送到医院时已经不省人事。由于家人不知道发生的病情，急诊检查发现患者血糖极高，诊断为糖尿病酸中毒昏迷。巫协宁立即展开救治，首先快速纠正血糖水平，使患者血糖稳定下来。

几个小时后，患者逐渐恢复意识，苏醒后告诉医生，自己此前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巫协宁一边倾听患者的病史，一边分析病情的可能性。他经验丰富，敏锐地察觉到患者很可能还有其他隐匿的病因。随后，患者排出了果酱色的大便，这一症状让巫协宁怀疑是消化道出血的迹象，可能是坏死的小肠炎引起的。

巫协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通过外科腹部探查，发现患者的小肠有一段约40公分长的肠段呈现青紫色，这表明那一段肠管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坏死。外科当即决定手术阻止病情恶化。在手术过程中，外科医师小心翼翼地切除了坏死的肠段，成功地将这一段青紫色肠段清除。

手术后，情况却并未完全好转。患者突然开始呕血，巫协宁意识到这是一个更为棘手的并发症——急性消化道出血进一步恶化。紧接着，患者的血压急剧下降，进入休克状态。面对突如其来的多重并发症，巫协宁冷静地应用他“抓主要矛盾，集中优势兵力解决问题”的理念，迅速进行抢救。

考虑到患者又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巫协宁立即对患者进行了新一轮抢救。同时，巫协宁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使用中药护肝、保肾的治疗方案，同时给予氢化可的松（激素）治疗。他还调整了血液动力学参数，通过精准的药物组合，维持患者的血压和心脏功能。

在此期间，巫协宁每天详细分析患者的病情变化，调整治疗方案。他密切关注患者的脏器功能，每一步治疗都有条不紊，并提出了预防和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并发症的细致计划。在护士长和护理团队的密切配合下，患者的生命体征逐渐趋于稳定。

几天后，患者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呼吸也恢复了正常。经过了漫长的康复过程，这位女性患者终于从医院康复出院。

巫协宁感慨颇深：“现代医学的发展，让我们有能力面对各种复杂的病例，但唯有坚持科学的治疗理念和扎实的技术基础，才能真正拯救患者的生命。”

巫协宁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很多成就，也在学术研究领域建树颇丰。

“我，先后从事过多个专科的工作。比如，心血管方面，我有15年的实践经验；肝脏领域更是积累了50年的宝贵经验；在胃肠、胰腺和胆道方面，我已经工作了55年。此外，我还在血液科、急诊和老年科等科室工作过，分别有10年和4年的经历。这些经历让我具备了扎实的基础，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医疗情况。无论是处理常见病症还是疑难杂症，我都有充足的把握和信心。但，我的最主要成果多集中在重症急性胰腺炎、克罗恩病以及各种疑难杂症上，这也是我为医学界做出了的贡献。”

1990年代中期，巫协宁在重症急性胰腺炎（SAP）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创制了全新的发病机制路线图，并提出了一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成功救治了许多高病死率的SAP患者且无严重并发症。他发表了多篇有关SAP的发病机制、规范化治疗和治疗策略等论文，详细介绍了中药方剂的治疗作用及其机制。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2019年，巫协宁又引入了预防性治疗的新理念，显著降低了SAP的病死率至2.9%。这一创新理念和治疗方法在国内外均属首创，疗效优于全国和美国的平均水平。巫协宁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也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效果，极大地改善了患者的预后。

巫协宁在克罗恩病（CD）研究领域同样贡献卓著。2000年，他首创了中西医结合的三联疗法，显著提高了难治性CD的疗效，远远优于国内外的同类治疗方法。他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三联疗法远期疗效的文章，包括东西方治法的差异、炎症性肠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克罗恩病发病机制初探、治疗策略，以及与自身免疫的关系等。这些学术论文为国内外同行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推动了该病的研究进展。

2024年，97岁高龄的巫协宁在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上发表了《再论克罗恩病的病因、发病机制和治疗》一文，进一步深化了对克罗恩病的理解和治疗思路。这篇文章被他戏称为“封刀之作”，象征着他对克罗恩病研究的终极总结和贡献。该文填补了国内外关于克罗恩病发病机制的空白，被认为是一项创新。

在疑难杂症的研究和治疗方面，巫协宁成就广泛。上世纪70年代初，他与生物制品研究所合作，从尿感患者尿内提取四种致病菌，研制成尿感菌苗，有效治疗了当时抗生素耐药的慢性肾盂肾炎。1972-1973年，巫协宁与团队成员采用腹膜透析和启动小型人工肾，成功延长了多发尿毒症患者的寿命。同时，他将腹膜透析的经验加以总结，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国内首创小剂量肝素治疗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并采用电针联合针刺合谷穴及足三里穴替代多巴胺升压治疗感染性休克。1974年，他应大众要求编著了国内首本《败血性休克的抢救》专著，连印三次共1万册，广泛供全国医务人员使用。这一系列举措大大提高了相关疾病的治愈率，也为后来的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参考。

进入80年代初，巫协宁深入开展了抗衰老药物的研究，创制了中国H3，并发明了秃发长黑发的泛酸钙治疗。当年上海市尚未设立科技进步奖，但巫协宁的研究依然得到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90年代中期，他进一步提出了稳定性血管斑块发病机制路线图及中药治疗方案，发表了相关论文，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与临床应用。

2010年，巫协宁提出以中药化斑块汤治疗缩小颈动脉斑块，并使软斑转为硬斑预防脑梗。这一治疗方案同样被应用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与狭窄取得了良好效果。2018年，巫协宁在传统中药复方中去除制首乌，加入小剂量水蛭，进一步提高了防治急性心肌梗死与脑梗死的效果，在这种领域没有西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2016年，巫协宁以静滴溶栓中药疏血通与口服脉血康，成功救治了特重的门静脉系统、下肢静脉和肺动脉近段血栓栓塞合并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的病例。他提出的中药疏血通静注法，成为肺拴塞治疗的新选择，显示了中西医结合在复杂疾病治疗中的巨大潜力。

巫协宁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重病患者，创新和更新了大量治疗方法，并将这些宝贵的学识和经验传授给了博士、硕士和本科医师以及国内的同道们。他表示，这些成就不仅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也得益于老师如乐文照、江绍基、颜和昌等名家的启迪与帮助。他们的指导拓宽了巫协宁的视野和知识面，活跃了他的思想和敏锐了他的观察力。

即使在年过八十、九十岁之后，巫协宁依旧不倦于学习，数十年如一日，为病员造福，为医学事业作贡献。他的成就不仅仅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还得益于他的妻子叶缜的大力支持，令他得以专心一致地投入医学事业。

巫协宁享有极高的声誉。上海科技人事局的领导曾称他为上海消化界“三块金牌”之一，并担任过多项重要职务，如中华消化学会上海分会主任委员、上海肝病学会常委、上海老年医学学会委员等。他还担任过上海市高级职称评委、科技进步奖评委以及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消化组副组长。他主编和副主编的著作多达7本，发表的论文超过280篇，其中包括29篇英文论文。

巫协宁在消化科退居二线后又担任医院中心实验室主任4年，引进了两名硕士生，开拓了一些实验与研究，协助临床科室。他在教学方面也不遗余力，参与院外与院内研究生答辩的评审工作，常常担任组长，指导了84名博士生和130名硕士生。他还为名中医沈丕安著作撰写序言，推动了中西医结合的发展。

2024年，巫协宁以97岁高龄在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上发表了《再论克罗恩病的病因、发病机制和治疗》一文。这篇文章不仅是他对克罗恩病研究的最终总结，也是他对医学事业无限热爱的最佳体现。巫协宁戏称这篇文章为“封刀之作”，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学术热情和求知精神从未减退。

巫协宁的成就不只在于他的医术高超，还在于他始终坚持兼顾临床、科研和教学，为医学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作为医者，巫协宁在治病救人方面不断创新；作为学者，他在探索医学前沿上无畏前行；作为教师，他在传道授业中不懈努力。这样一位医学大家，堪称医者仁心、终生奉献的典范。

口

述

实

录

Q

A

龚芷葳

 

 

巫协宁

Q

龚芷葳：

您认为年轻医学生应该如何培养自己的医学素养？

巫协宁：

年轻医学生首先需要客观地对待医学，不能过于主观。他们应该从实践出发，不断学习和提问，以解决病人最需要的问题为己任。同时，他们需要全面了解各个科室的知识，不能仅限于自己所在的领域。此外，要注重中西医结合，两条腿走路很重要。

Q

龚芷葳：

您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期间，有哪些重要的贡献？

巫协宁：

在消化科领域，我取得了一些成就，也培养了很多学生，比如，我引入了市一的第一位博士生，王兴鹏主任，他后来成为医院的领导，对推动医院向研究型医院转型做出很多贡献。

Q

龚芷葳：

作为一名西医师，您为什么认为中医中药很重要？

巫协宁：

我认为中西医结合非常重要。中医药有其独特的优势，如整体观念和治疗的个性化以及中医地现代药理；而西医则在技术手段上更为精准和系统。在我的实践中，我常常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在中医辩证论治的基础上，引入西医的现代诊断和治疗方法，以实现更好的治疗效果。

Q

龚芷葳：

除了医学工作，您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巫协宁：

我的爱好是音乐，我本人是男高音。我的妻子是一位女高音，我们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了一起。我的胞妹，中国第一代钢琴家巫漪丽，是我国钢琴界的先驱。

我喜欢去上海大剧院，那里有很多音乐爱好者。音乐对我来说是一种放松和享受，它让我在紧张的医学工作之余找到乐趣和灵感。

采编｜

龚芷葳、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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