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良教授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科的主任医师，同时也是教授和硕士生导师。他出生于1936年，1960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学系，并在同一家医院工作至今。他在1991年晋升为主任医师，并在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王国良教授在1995年成为硕导，指导了多名研究生。

他的医疗专长包括慢性肝炎、肝硬化、胰腺疾病和黄疸的诊治。在40年的医学研究工作中，王国良教授在消化系疾病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在肝脏疾病和胰腺疾病的治疗方面表现出色。六十年代他们除率先开展了内腔镜检查，也较早在张振球教授和巫协宁教授指导下开展了腹腔镜检查。通过腹腔镜检查可以直接肉眼窥视肝胆的病理变化，对肝胆疾病的诊断有很大帮助。此外，他还较早开展了细针穿刺肝癌组织内注射治疗术。

在学术研究方面，王国良教授在医学杂志上发表了40余篇论文和译文。他主编《临床脾脏病学》一书，并参与编写了《现代生物化学检验与临床实践》、《脂肪肝现代治疗学》和《上海市诊疗护理常规》等多部著作。他还和医学工程部成功研制了“面罩式三腔二囊管牵引装置”，这一装置在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治疗中，既能有效控制出血，又能最大程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

时光飞逝，恰逢公济医院建院160周年，亦是消化科成立40周年的纪念。

"我们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与梅奥诊所是同一年诞生的，也是国内最古老的医院之一......这里工作，真的很自豪。”

在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大内科主任万荣教授的闲聊中，谈到了历史、传承、以及一代代医学前辈们不懈奋斗的故事，他们用智慧和心血为这片热土奠基，为无数患者带来希望和新生。

公济消化科自成立以来，在历任科主任的辛勤耕耘下，从无到有，茁壮成长，凭借卓越的医疗技术和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赢得了今天的辉煌。

正是这些流淌在历史脉络中的一个个“人物故事”，让我感受到医学的敬意与温暖，我想，将这一份份感人的温暖传递下去，是有意义的，也是值得记忆的.......

至今，王国良还记得，弟弟出生时没有呼吸的场景。当时，医生拍了弟弟几下，幼小的生命便活了过来。也许正是早年的经历让王国良从小就感受到了医学的力量，埋下了行医的种子。

“我在苏州读完的高中后，很幸运地被上海第二医学院录取，那是1955年。其实，我选择医学并不是出于什么伟大的理想，更多是因为那时的我对医学的神秘而感到着迷。小时候，我总是会想，为什么人会生病？生病之后为什么能够治愈？这是一种奇妙的现象，这些都让我对医学充满了好奇。”

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家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医学作为新中国重点发展的领域，吸引了许多青年才俊。王国良便是其中一员，带着一份对医学的憧憬，踏上了这条求知之路。

当时，上海第二医学院刚刚成立。这所由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三所院校合并而来的医学院代表着新中国和新医学的诞生。1955年的上海第二医学院严格遵循当时苏联的教学体系，俄语是主要教学语言，教材也大多是从苏联引进的教材。这种教学模式为当时的中国医学教育带来了新视野与新风尚。

“在医学院的五年，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时考试是很严格的。那时，学校采取五分制，不仅仅是笔试，还包括面试。几位老师坐在那里，像是法官一样，我们学生一个接一个走进去考试，老师们的提问很注重细节。这个过程让每个学生都感到紧张，但同时也让我学会了如何应对挑战。”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医学生经常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时常会跟随老师到农村，参与医疗巡诊，也会参与过血吸虫病防治的工作，有时还要“除四害”，参加爱国卫生运动。

“当时，麻雀被认为是有害的鸟类，被称为‘四害’之一。全上海动员起来，大家都拿着竹竿，站在高处挥舞，直到麻雀疲倦落地。”

作为一名医学生，王国良不仅接受了医学知识的系统训练，也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参与了当时的社会运动和医疗实践。这些活动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也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医学与社会、与人民的关系。

大学毕业后，王国良被分配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里工作一辈子。刚开始的工作很基础，甚至有点枯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发现了临床工作的魅力，尤其是当开始接触到消化系统的内镜检查时。

“当时，乐文照教授是我们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内科主任，他也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他对年轻医生的要求极为严格，尤其看重查房，有时候，我们查完房，他还会一个个来检查我们的工作，非常严厉，我们都很怕他。”

当时，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是全国的排头兵，但设备和技术依旧比较落后。在临床上也会面对很多挑战。

“那个时候的医疗技术没有现在这样先进，但市一已经接触到了消化内镜这种新诊疗技术。当时还没有消化科，我们医院由内科主任张振球带领，很早就参与了内镜的研究与应用。”

王国良所说的消化内镜是一种硬管式内窥镜，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设备，要操作这样的内镜，至少需要两个人配合。病人也痛苦，整个操作过程既繁琐又漫长，每一步操作都需要格外小心。这些内镜设备并不像现在的软镜易于操作，坚硬、笨重的钢管会直接进入病人的口腔，然后观察病人的消化道。

“有时候，我们只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操作，避免病人受到更大的痛苦。如果一天能完成了两例内镜，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很高的效率了。”

在那个物资匮乏、医疗设备远未完善的年代，当时的医生们并没有放弃探索和尝试，都是对医学进步的推动。

1966年之后的十年里，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日常运转受到了严重影响。

“文革期间，我们的内科主任乐文照遭遇了不公正待遇，家庭生活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张振球教授也没有能熬过这十年。回想起来，这段时间医院和科室的发展都停滞了。”

直到1977年，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市一的发展开始了新的篇章。

十年动乱结束后，医院的工作陆续恢复。

1983年，王国良，蒋西华，巫协宁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份报告详细分析了消化系统结核病，这在当时是一种在体内结核中仅次于肺结核的疾病。在研究中，他们发现结核病最常见的部位是回盲部，而其他部位则较为少见。这种疾病通常缺乏特异性的症状和体征，容易被漏诊或误诊。

从这些病例中，王国良意识到消化系统结核病的诊断难度，强调了通过手术和病理诊断的重要性，以提高对这种疾病的重视程度。他的研究为临床医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帮助后续在消化系统结核病的识别和治疗中提高了准确性和效果。在他的视角中，医学研究不仅在于发现新的诊疗技术，更在于正确识别和诊断病例，以便为患者提供精准的治疗。

“我这个人并没有宏大的理想，只想一步一步跟随自己的兴趣从事临床工作。很多时候，治病救人的过程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细致和耐心。就像我遇到的那些疑难病症，有时需要我们仔细询问病史，深入了解患者的背景和生活环境，才能发现真正的病因。”

1985年，在巫协宁教授的引领下，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科正式成立。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消化科从最初的几张病床，发展到成为独立的科室，拥有独立的病区和门诊。上世纪80年代末，病人数量逐年增加，治疗水平稳步提升。

“在消化科成立之前，消化科和血液科是合用一个病区，病床也不多。但随着我们在临床和研究方面的进步，消化科逐渐发展壮大，到80年代末，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病区和门诊。我们还分设了亚专科，比如肝胆专科，进一步提升了诊疗的精准度。”

在王国良的眼中，巫协宁教授是非常敬业的专家，即使到了90多岁还一直投身于学术，从未停息。

1991年，王国良晋升为消化科主任医生，这标志着他有了更多的施展空间。当时，他临床经验丰富，在他的带领下属，年轻医生应对复杂疑难杂症时更加得心应手。

“我们那个年代，询问病史是非常重要。当时，有很多病人是因为腹水住院，我们通过这些技术能够明确诊断胆管或肝脏是否有病变。记得有一位农村来的病人，他多年来一直被误诊为肝硬化导致的腹水，但我们通过仔细的病史询问，了解到他在劳动时被锄头击中腹部，导致了门静脉的损伤，才找到了他腹水的真正原因。还有一位来自东北的病人，也有类似的腹水情况，经过详细的回忆，他回想起曾被重物压伤腹部，最终我们诊断出他的门静脉受损。如果没有详细的病史整理，这些病例就很容易被误诊。”

在那个时代，医疗技术并不如今天先进，诊疗设备也相对简陋，医生的每一步突破，都离不开临床经验的积累和和坚持不懈的探索。

“当时我已经执业30年了，临床经验比较丰富，尤其对于消化系统的疑难杂症，我有比较深的体会。我们那个年代，遇到的病人大多是肝硬化腹水、消化道出血等严重的病症，病房常常人满为患，治疗手段也十分有限。最早，治疗效果并不好，很多病人因门静脉高压引发的腹水和出血治疗效果差，死亡率很高，后来在大家的努力下，死亡率不断降低。”

那个时候，乙型肝炎和吸血虫病导致的肝病，发病率很高，但可用的治疗手段却十分有限。早期主要是对症处理，直到后来抗病毒药物的出现，才逐渐改善了治疗效果。门静脉高压症是当时常见的并发症之一，王国良及其团队率先报道了用药治疗的疗效，这一治疗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那个时候肝脏疾病非常多，尤其是慢性乙型肝炎，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手段。在有了抗病毒药物之前，很多治疗都只能缓解症状。”

当时，前来就诊的病人中，还有很多是吸血虫病导致的肝硬化、腹水、消化道出血。

这些疾病常常会导致门静脉高压。因为门静脉血流受阻后，血液就会通过侧支循环绕过肝脏，这会导致食管下段和胃底的静脉压力增高，形成曲张的静脉。一旦这些静脉破裂，就会引起严重的消化道出血。

“当时我们在治疗门静脉高压方面也做了很多尝试，有些药物的应用是我们最先报道的，我们发现它们在减少门静脉压力方面有一定的效果，在当时，这算是一种进展。”

还有许多病人是因为黄疸入院治疗，有些黄疸是由于肝外阻塞引起的，有些则是胆管内阻塞的结果，都需要加以仔细分辨。王国良通过早期开展的PTC技术，对这些病人的胆管进行检查，找到了阻塞的部位，并通过ERCP（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技术解决了一些复杂病例的诊断难题。

所谓经皮肝穿刺胆道造影（PTC）是一种影像诊断技术，用于评估肝胆系统的状况。通过在皮肤上穿刺进入肝脏，然后注入造影剂，这项技术可以清楚地显示胆道的结构和功能，从而帮助医生诊断胆道是否有阻塞或其他病变。在王国良的年代，这种技术在不明原因黄疸的病人诊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明确检测到胆管或肝内胆道的病变，帮助找到黄疸的病因，从而指导后续的治疗。

“在国内，我们开展ERCP和PTC技术的时间比较早，的确解决了很多问题。”

除了在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创新，王国良还和医学工程部成功研制了“面罩式三腔二囊管”牵引装置。这项发明大大减少了门静脉高压引发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病人的痛苦。

早期常用的治疗方法是使用传统的三腔二囊管，通过气囊压迫止血。

所谓“三腔二囊”是一种用于治疗上消化道出血的急救措施，特别是在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情况下。

“三腔二囊”管是一种特殊的胃管，它有三个通道和两个囊：一个胃囊、一个食管囊以及一个用于抽吸胃液的管道。当食管或胃底的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时，三腔二囊通过充气囊将静脉压迫，从而机械性止血。这是一种暂时性的急救措施，通常用于其他止血手段（如药物、内镜治疗等）暂时无法控制出血的紧急情况。但这种方法常常令病人很不舒适。

“当时，我们病房里经常有门脉高压引发食道静脉破裂的病人，那些病人出血量大，抢救非常困难。有一次我看到病人被管子固定得很不舒服，头都动不了，我就想，能不能让病人稍微自由活动一点呢？后来我设计了一个面罩式的牵引装置，让病人头部可以自由活动，这样病人的痛苦减轻了很多。”

王国良意识到，病人不能总是长期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因此他设计了一种能让病人头部自由活动的装置，通过面罩固定牵引装置，减少了病人的不适感，并在临床应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王国良的这项发明虽然没有大规模推广，但在他所在的医院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病人和医护人员都对这项创新表示认可。王国良觉得，这样的小创新很有意义，也很实用。在他看来，这或许就是医工转化的雏形。

口

述

实

录

王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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