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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清|为孩子拉起一扇病菌“隔绝门”

更新时间:2023-02-25点击:99

王传清

为孩子拉起一扇病菌“隔绝门”



人物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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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清,主任医师,主任技师,儿科学博士,临床检验专业硕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感控科主任,细菌室主任。


现任社会任职:1、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专家委员;2、国家医院感染管理质控中心专家委员;3、第六届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4、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5、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6、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7、上海市医院感染管理质控中心专家委员;8、上海市医学会结核病学专科分会第三届委员;9、上海市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委员;10、上海市儿科临床质控中心感控亚组组长。


研究方向:1、苛养菌诊断技术研究;2、载脂蛋白E及模拟肽抗菌剂抗炎作用及机制研究;3、医院感染预防及控制;4、医院感染预防信息化管理研究;5、AMS信息化管理研究。



第一视角


王传清



每个孩子都有一颗守护的星星,传说那星星上装满了闪亮的爱心。她,每天守护着成百上千的孩子们入院出院,络绎不绝。一旦发现有任何病菌可能伤害孩子们,她便会挺身而出,在第一时间消除风险。


她是一位执着于原则的医者,认真踏实,低调奉献,即使再简单的事情她也绝不会马虎。她创造性地开启了很多新方法、新模式,很多已被全国各大医院借鉴应用。作为复旦儿科医院院感科的掌门人,她的科室代表了中国儿科医院院感领域的最高水平。


王传清,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院感科主任。


她说,自己是中国儿科院感发展历程的见证者。自科室2006年建立以来,她就一直想方设法地建设、完善院内感染控制体系,与各种耐药菌斗争,致力于完善儿童抗生素的使用规范。如今,她的科室早已成为医院不可缺少的一环。


30年来,因为有了院感科的悉心守护,医院多了一份安宁与宁静。而她,也修炼出了一份从容豁达,收获了一份悠然自得。当面对一个又一个挑战,她却能于平淡、平常之中,用扎实地工作诠释了院感科的力量,救治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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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医之路

“我还记得自己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老师问小朋友们将来想做什么职业?我当时连想都没有想,就说我将来想当一名医生。这也许就是我从医之路的起点。”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传清更加坚定了自己学医的目标,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时,她的所有志愿填报的都是医学专业。最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在医学院里,王传清上课和考试总是喜欢坐在第一排,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吸取知识。这也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还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免疫和微生物学,那时这两门学科是在一本书里的,也许这就埋下了我后来从事检验和院感工作的伏笔。当时教我们的是张澜生教授。张教授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教会了我很多知识,也给了我很多启发。”


毕业后,王传清来到核工业部医院(苏州)从事临床工作,正式成了一名临床医生。后来,由于工作出色,王传清从苏州被引进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开始了检验科和院感科的工作。


其实王传清的从医之路和很多其他感科医生是不太相同的。由于她做过临床医生,也做过检验科主任,最后成为了一名院感科主任,这让她面对具体问题时有不同的思考角度,往往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有更全面的解决方案。她觉得自己每一段的经历和院感科所取得的成果密不可分,每一段坎坷都弥足珍贵。目前,她所在的院感科也已从单纯的检验发展为与临床高度结合的科室。


“院感科是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科室,中国最早的院感科大约是在80年代发展起来的,那时候中国主要学习国外的经验吸收经验,这段时期被称为‘基础感控阶段’,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03年SARS疫情之后,渐渐有了更多的指南和规范,称为‘循证感控阶段’;院感科和临床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开始走向了‘临床感控阶段’,这个阶段院感科的活动就渗透到了临床活动的每个方面,从临床护理到手术是否成功等等,都与医院感染控制能力的水平有关。复旦儿科医院在这方面是走得比较靠前的,我们医院从2006年正式成立了院感科,我是第一任主任。”


在医院成立院感科之前,2004年,王传清被公派去了美国费城儿童医院,进修了一年时间,在这一年里,她收获了很多。


“这次访问学者的经历让我开阔了眼界,他们的医院涉及的范围更宽,有针对病毒的模块,也有针对细菌的模块,我去的是病毒模块。后来,在我的争取下,我也参与了他们关于乙肝表达的相关课题。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模式有几个特点,一是要独立,二是创新,三是工作要非常的勤勉,四是能者上庸者下,压力很大。我想这些对我后来的工作是有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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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院感老兵

2006年起,复旦儿科医院院感科正式成立。一开始,科室的规模很小,后来渐渐变大,最终成为中国儿科院感控制实践的标杆科室。


“我们成立的时候,最早只有6个人,现在,科室已经发展到了十几个人,拥有5名感控医生,6名感控护士,其中,博士4人,硕士4人。而且我们按照专业发展方向做了分组。新生儿组有1名博士,1名有12年经验的医生;内科组有1名医生,1名护士;外科组有1名医生,1名护士;PICU组有2名医生,1名护士;感控微生物组有1名硕士生导师;感控信息化组是我自己在抓。每个分组都有自己的科研能力,在我的设想中,这是一个完整的防控体系的基本构架。这样的院感控制体系在中国的儿科医院里可能是最强的,这些成绩都离不开国家和医院的支持。”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是一所著名的部属医院,因此,承担了很多国家级的课题和任务。自2011年起,医院提出院感防控目标后,2012年政府卫生系统就给予了医院大力的支持。


“首先是给予我们硬件上支持,资助我们购买感控相关的设备,比如说病原学诊断的设备,比如说质谱仪、药敏仪器、血培养仪等。另外,消毒的设备也被引入医院,比如,低温等离子消毒机,几十台空气消毒机,医用级消毒柜等等。”在王传清看来,这些设备让医院在病原学检测和消毒硬件方面实现了飞跃。


后来,随着上海传染病三年行动计划的启动,上海市政府又给医院大额拨款,让科室在微生物分子检测领域实现了再次飞跃,这让医院对新发再发传染病既能做到预警,也能做到溯源。


在王传清看来,发现和分析病原体对于抗生素的选择在儿科医院尤其重要,因为很多抗生素儿童是不能使用的。因此,儿童用抗生素的选择面就相对较窄。


“喹诺酮类药物、氨基糖苷类药物儿童都不能用,而儿童常用的药,比如,头孢类,青霉素往往针对耐药菌效果很差。以葡萄球菌为例,耐药非常普遍。如果耐药了,被迫选择万古霉素,副作用又非常多。所以,儿科用药的选择是非常谨慎的。用药前分析细菌类型也就很重要,不能一种种不一定合适的药物吃过去,这样往往会延误了治疗时机,甚至有生命危险。”


近日医院就出现了一个典型病例,一名新生儿感染了不明病原体,患儿一开始的表现并不太典型,但是有明显的全身症状。经过多科室会诊分析疑似百日咳杆菌感染,于是针对患儿进行了PCR检测,结果为阳性。然而,孩子的病情发展非常迅速,很快就上了人工心肺机(ECMO),送进了PICU。


“经过进一步的菌株分析,发现这是一种高毒力、高耐药的百日咳杆菌,非常棘手。后来经过我们反复研判,最终还是决定用大环内酯类和复方新诺明(SMZ),总算是救回来了,针对儿童用药真的需要非常非常小心。”她如释重负地说。


王传清总结道,这些工作的核心是关注几个点:1.如何又快又准地发现病原体;2.如何选择和使用合适的药物;3.如何进行院内防控。这里的每一点对于儿科医院的高效运转都至关重要。


“抗生素耐药的问题其实很严峻,但基于最近整理的2015~2021年儿童葡萄球菌的耐药分析,细菌耐药的步伐有所缓解,这得益于2012年国家把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纳入管理,出台一些政策和指南。比如在我们医院,我们现在可以更容易和更精确地找出细菌的种类和类型,选择合适的药物,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们消灭,在细菌没有产生耐药菌株前就杀灭它们。”


复旦附属儿科医院为了体系化、长效地实现这些目标,很早就启动了AMS体系(抗菌药物管理),这意味着在医院领导下的临床、院感、临床药学、微生物、信息等专家组成AMS工作组,明确工作职责,建立完善的AMS模式,形成长效管理机制。通过多学科协作诊疗(MDT)模式达到提高诊疗质量水平,促进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目标的实现,有效遏制细菌耐药。王传清的科室在这一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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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化助力医院感控

如今,信息科技高度发展,很多计算机的手段也被应用到王传清的工作中,她觉得,应该充分地利用计算机的精确性、分析能力和计算能力,让感染控制工作更加有的放矢,甚至可以预测流行趋势,也能降低院感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


“2012年开始,我们就引入了一些信息化的战略合作伙伴开始做数据分析和统计,那一年,我们启动了针对疑似病例的预警,效果很不错。2019年开始,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飞跃,那时我们觉得信息化的发展已经不能只是分析与统计了,而是要向预警和风险监测的方向发展。一开始与我们合作的信息平台觉得有些超前,难度也比较大。但后来我们选择了一家对我们工作更加理解的平台进行了合作,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想,这也得益于我在临床、检验和院感三个方向的工作经验的积累。”


简单的说,这个系统可以自动推断患者是如何被感染的;是院内感染还是社区感染或其他感染,还可以预判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抗生素,采取什么样的隔离措施等。围绕人、机、料、法、环相关的3大块8大类中每个环节的感染风险都可以做感染风险评估与分析。这项成果还注册了专利。


除了信息化外,王传清在耐药菌主动筛查方面也取得很多突出的成果,开创了很多先河。自2015年开始,王传清团队就开始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 2016年把PICU,血液等环节也加入了进去,到了2017年,医院和科室开始有了考核指标,在医院也开始推行针对感染人群的集中隔离制度。


“当我们把主动筛查纳入了KPI考核后,医院耐药菌引起的感染出现了直线下降,得到了同行的好评,后来我们也把这个成果发表在《医院控制杂志》(英文杂志)上。但是后来我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当耐药菌引起的感染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不再下降了。于是我们又做了更深入的分析,发现如果不抓牢抗菌药使用的源头,耐药性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在王传清看来,主动筛查的方法尽管能尽早发现耐药菌,并且对感染人群进行干预,但是如果在抗生素的使用上做不到严格的规范和管理,耐药菌永远都是不可能消失的。所以这就要求院感科和临床科室紧密配合,规范抗生素的使用,内因外因一起抓,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耐药菌的产生。


“2021年,我们成立了一个院感科的门诊,希望能够做到内因外因一起抓来处置抗菌药物的使用问题,合理遏制细菌耐药性。未来的5年,10年,我们有更多的规划。虽然10年后也许我已经退休,但我相信,到那时,科室已经形成了梯队和传统,将继续发光发热服务大众。”


在王传清的心里,人生需要定期积累、总结,只有常回头看看,才能成长,才能在品味得失和甘苦中升华。向前看是梦想、是目标;向后看是结果、是修正。成长的总会随着曲折的进步伴随着阳光到来,这便是成长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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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晔问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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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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晔问仁医

您的科研课题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王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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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方向比较多,目前比较专注的是两个: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机制研究,该菌有先天缺陷,有些菌株通过其自身的蛋白质降解药物,或者通过泵出机制导致抗生素效果降低。另外就是百日咳杆菌,今年发了不少文章。在细菌耐药监测方面,我和俞蕙主任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儿童病原体感染协作组已有七年时间,也有不少产出,文章引用率比较高,也有一些百日咳的专家共识,肺炎克雷伯菌的各种共识等等。协作组一年开两次会,把PICU和AMS结合,可以说我们复旦儿科在这方面算是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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晔问仁医

在百日咳领域,您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临床发现吗?

王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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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比如我们去年对百日咳的菌株进行分析,发现有段时间 MT28菌株在上海流行,而且该菌株还对原来的疫苗出现了漂移,逃避疫苗,这个发现对我们的科研、临床、创新都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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晔问仁医

在病毒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症状似乎也越来越轻,那您对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王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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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的形势一直在变化。现在的病毒主要是上呼吸道症状,毒力也下降,传播速度增加,面对现在的情况,我觉得有几点吧。首先要戴口罩,其次人多的地方不要摘口罩,回家的时候要先洗手,如果不放心,可以对钥匙、门把手做一些消毒。现在,针对易感人群的保护越来越重要。当然,如果出现一些症状,可以自测抗原,虽然抗原的准确性不是100%,但可以做个参考。如果症状不是很重的话,那可能就是多喝水,不一定要往医院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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晔问仁医

您在教学方面有没有什么心得?

王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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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硕士生导师,现在也担任科主任一职,别人对我的评价就是对人要求严格,做事过于认真。其实做我们这一行必须认真的,因为一旦出现院感问题,往往就很棘手,所以我对一些其他科室的主任有时候可能会显得“过于讲原则”。这一点我也希望将来他们能理解我,毕竟我得守住院感的底线。学生可能会有点怕我,但这也主要是工作方面。他们犯了错误我会用力地批评,如果做得好我也不留余力地表扬。另外,做我们这一行,尤其是年轻医生,往往会有思想和情绪上的波动。因此,我常常会和学生谈心,告诉他们如何工作,怎么为人处世。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我和学生说的比我教育女儿还多。对于他们的科研能力,我会帮他们修改文章,教他们方法,定期讨论前沿进展,从科研思路的整理,到文献的查阅等各个方面,我都会尝试引导他们学会以点带面地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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晔问仁医

您个人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王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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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喜欢绘画,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在贝壳里面刻牛郎织女。雕刻完成后,我就会觉得颇有成就感。我想也许等我退休之后,还会继续捡起我的爱好。



采访/晔问仁医     编辑/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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